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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十年

发布者:跨文化传播学术网 发布时间:2016/1/10 17:54:38    阅读:642

肖珺

时光真是个奇妙的东西。
当你匆匆地行走于其间,往往会忽视它的存在,每天的日出日落仿佛只是再正常不过的重复。可是,当你突然停下回望前程来路时,巨大的光晕会映着你拾起散落一地的记忆碎片。此时,捧在手里的不再仅仅是回忆,而是我们,时光里的人、环境和符号共同雕塑的历史。
2003年,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在法国波尔多三大起步,20046月,珞珈山以夏之热烈搭起了武大历史上第一次“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的讲台(单波,2005。到2013年,跨文化传播研究国际会议跨越第一个十年,单波老师说,如果把我们已举办的7届学术会议比作盛宴,那赴宴的人与我们的交流是值得纪念的。
幸运的是,我成为这段跨越十年的历史亲历者。自2004年起(除却2007-2008年,我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参加费曼项目,从事学术交流和科研工作)一直承担会务执行工作,学术会议的诸多磨砺不知不觉地提升了我对学术生活的感悟。
 
交往:十年之前开启的跨文化对话
 
时光瞬间拉回到20046月,武汉东湖畔的会议大堂。当法国学者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和夫人迈入大厅时竟然引发了一阵骚动,来自海外的一些与会者小声议论着:没想到在武汉见到了马特拉教授!这些学者粉丝般的激动让初出茅庐的我颇感意外,后来我才知道,出版了《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等学术著作的马特拉因其学术贡献享誉世界,但却已经很久不参加各类学术会议了,许多学者没想到在武汉大学的会议上见到了这位“隐居”多年的大家。其实,他的到来缘于200310月至12月期间的学术对话,王志杰老师和单波老师分两次访问了马特拉先生,进行了近5个小时的学术谈话,正是这样丰富的对话才促成了马特拉夫妇的武汉之行。除了马特拉先生,第一次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的武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出人意料地织就了一副由法国、英国、美国、日本、加拿大和中国内地、台湾、香港100多位学者共同入镜的学术画卷。其中有法国组织传播学开创者于格欧梯也(Hugues Hotier)教授、英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泰斗格雷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英国文化研究知名学者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教授、国际知名动漫画研究专家美国约翰兰特(John Lent)教授,还有一批海外知名华人学者云集珞珈山。
2003年,经过旅居法国的王志杰老师的穿针引线,欧梯也教授所在的法国波尔多三大邀请武大多位教授抵达法国,启动了中法间第一次跨文化研究国际研讨会,双方决定以此为契机共同举办2004年的武大会议。在筹备这次会议的过程中,世界各地的学者慷慨地分享自己的学术人脉,欧梯也教授、洪浚浩教授、章戈浩博士等都是如此,他们成为武大跨文化传播研究国际化的推动者。2004年之后,参加会议的一些海外学者主动邀请武大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英国、摩洛哥、法国、加拿大、美国、香港、台湾都留下了跨文化交往的足迹。
2005年,我曾有幸随武大访问团到英国桑德兰大学Sunderland University、拉夫堡大学(Loughborough University)进行学术交流,不仅深切体验了英国独有的历史底蕴和现代气息,更沉醉于学术交流中那些英式英语所散发出的特别美感。桑德兰大学举办专场“中英媒体发展研讨会”,斯道雷教授热情洋溢地评价我们的研究成果,他想让更多的英国研究者了解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斯道雷教授作为文化研究者,亲自带着我们穿行于校园、海边和酒吧,给我们讲述英国的故事,他想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英国文化。默多克教授穿着灰白色的风衣,独自站在拉夫堡火车站迎接我们。他标志性的凌乱白发在英国春天的凉风中飞舞,背后的楼房墙壁上还留有工业革命时期的黑色煤灰印记,先生微笑着伸出厚实的大手逐一握手问好,一句普通的问候:“肖,你好吗?”让我心中生出丝丝暖意。在与拉夫堡大学师生交流后,我和单波教授在章戈浩博士的协助下,对默多克先生进行了访谈,先生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观捍卫让我久久不能平静。他不断强调,传播政治经济学总是要和道德哲学相关联,说到底就是要保卫公民权,保卫正义,保卫平等。欧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哲学思辨方法和厚重的社会责任感为我此后的学术追求注入了清流。
英国之行,只是武大诸多研究者踏上跨文化对话之旅的一个小小缩影。武大的许多师生在连续7届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中找到了志趣相投的海外研究者,成功地实现了海外访学、国际会议、交换学习、联合研究等多样化的实质性合作。20157-8月,在2013年会议参与者、瑞典跨文化传播研究著名学者延斯奥尔伍德(Jens Allwood)教授的倡议下,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与瑞典相关研究机构首次举办了跨文化传播夏令营,启动了中瑞之间跨文化对话的新模式。武大研究者的努力耕耘和长期坚守让学术会议成为了一种交往的长效机制,在学术会议之外,多种形式的跨文化对话成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体验式入口,势必将产生深远的意义。
 
激荡:跨越文化障碍的尊重与沟通
 
跨文化传播研究者间的讨论是如何实现的呢?这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研究问题。同样作为跨文化传播研究者,世界各地的我们很多时候是站在他者的位置上思考和想象,而当我们相聚交往时,又会是怎样一种奇妙的场景呢?
现在当我回忆起2004年的情景,脑海里映出的第一幅画面让我自己都有些吃惊,那是一排穿着正装礼服准备赴会议晚宴的海外学者,他们或端庄高雅,或洒脱率性,或艳丽妩媚,会议前的陌生早已打破,他们彼此间已快速建立交往的兴致与信任,有的手舞足蹈,有的彼此打趣,有的侃侃而谈。一瞬间,这些会议上严肃的讨论者们,在东湖夕阳的余晖下显得那么柔和而生动。
十多年后,我们这些跨文化传播研究者间的交流变得越发自如和亲切,学者们跨越文化障碍,彼此间形成了温暖的相互尊重和有效的学术沟通。除上述国家和地区外,2013年第7届会议的发言人已拓展至新西兰、澳大利亚、瑞典、韩国、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其实,我也曾问过参会者们类似的问题:“你们为什么愿意来到武汉大学?”说实话,我们常常觉得亏欠各位学者,他们有的曾经捱过盛夏火炉的煎熬,有的意外经历过没有暖气的潮湿的冬天,也有的体验过抱着电脑找不到Wifi的烦恼。可是,研究者们还是跨越千山万水而来,也许一切都是缘分。
国际跨文化传播学会(IAICS)主席、美国罗德岛大学陈国明教授2011年参会后,对武大形成的跨文化传播研究集群和系列成果盛赞有加,他曾评价单波教授的《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一书:“通过探寻在全球语境中人类理解的问题与可能性,呈现了跨文化传播难题中的重要方面,是跨文化传播研究中能激发思考的佳作。Guoming Chen, 2011当我在2014年美国和2015年香港的IAICS年会中见到陈先生时,他满腔热情地说:武大会议的议题总是那么前沿和有价值,你们总能抓住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对于我孜孜以求的新媒体与跨文化传播研究,他不仅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还不时给我提供建议。多次参加我们会议的科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教授是享誉世界的传播学者,思维活跃、研究犀利,曾执教于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现执教于香港浸会大学,他曾提及愿意多次到访武大的原因:因为这里有人真的在读论文,在提问题。如斯巴克斯先生所述,我们的会议上真的有“刀光剑影”,实证研究者和思辨研究者曾唇枪舌战,对问题的不同解读也曾令会议讨论时间不断延长。加拿大华人学者,也是世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学者赵月枝教授因为会议与武大结下了深厚友谊,2011年,当她的“中美国”(Chimerica)研究与欧梯也教授的“中非洲”(Chinafrique)研究形成思维碰撞时,她兴奋地表示:“你们的会议真的很有价值,每次都能让我找到可以对话的人。”同样的话语表述也曾出现在2005年,当我坐在风景如画的温哥华西蒙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校园中,向赵老师请教传播政治经济学时,她也曾如此评价武大会议的价值。
武大,因十多年来专注于跨文化传播学术研究,坚持自由、开放的多元学术话语对话原则,逐渐搭建起世界级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交往平台,在国际学术圈内形成了一定的学术信誉和品牌形象。应该说,吸引学者们相聚的魅力正是学术思想的彼此激荡,这不仅仅是武大自身的成绩,而是跨文化学术研究共同体的结晶。
 
互构: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责任与创新
 
跨文化传播是根植于人的物质生活生产与精神交往需要之中的历史现象,其终极关怀是要实现文化融合,从而达致和谐的最高价值理念。在这一价值观的支撑下,跨文化传播研究者们始终关注文化多样性、文化与权力、文化认同、文化冲突、文化伦理等基本问题。可是,复杂的理论问题和现实考验不断提升跨文化传播研究者的文化忧虑与警惕,比如:现代性导引的跨文化傲慢与偏见、全球化成为美国文化的内爆现象、文化霸权问题、全球公民权的争取、文化的新国际分工体制、作为权力关系的文化多样性、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等,这些层出不穷的社会议题极大推动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术责任与创新动力。
因此,我们希望会议达成的目标不仅停留在交流层面,更多的应该是建构主体间性话语下的学术认同,从而实现文化间的互构。基于对人类文化多样性与创造性的共同价值认知,十年多来,武大会议的主题涵括:大众媒介与东西方文化的沟通、理解;跨文化传播的媒介问题;跨文化对话:媒介伦理与新闻专业主义;文化冲突与跨文化传播等,2015年,我们又将会议议题确定为:族群交流、国家形象与跨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学术研究国际共同体的建立,让世界各地的研究者通过思维的碰撞彼此尊重,但又彼此挑战。这种学术互构推动了武大系列研究作品的问世,包括:《跨文化传播新论》(2005)、《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2010)、《新闻传播学的跨文化转向》(2011)、《法中跨文化传播》(法文,2013)、《全球媒介的跨文化传播幻象》(2015)、《跨文化传播的伦理问题》(英文,2015
欧梯也教授在《法中跨文化传播》一书序言中写道:“武汉大学的会议是桥梁,形成了法中学术交流的特点。”欧梯也先生对武汉大学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充满感情,他作为武大会议的创办人之一,连续7次参加学术会议,2013年,他更是积极促成法国驻武汉领事馆总领事参加会议。与我个人而言,欧梯也教授既是严谨的学者,也是敦厚的长者,每隔一年见面的拥抱都是那么真诚。2011年的学术会议上,我和徐璇子女士联合发表的《跨文化传播的幻象?法国新闻网站中的中国形象研究》一文得到了欧梯也教授的欣赏和悉心指点,后来在他对我们法语版本的审校和推荐下,该文最终于2014年发表在拥有70多年历史的瑞士法文学术期刊《经济与社会》上,这也是继我在英文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后的又一个突破。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媒介学院教授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Clifford G. Christians)是国际著名的媒介伦理学家,2008年我在美工作期间就曾听过他的课,对他的哲学思辨和伦理批判印象深刻。2013年初,老先生到访武大,与单波教授长谈跨文化时代媒体所面对的伦理和道德问题。珞珈山上的这次谈话不仅吸引克里斯琴斯教授出席2013年武大会议,推动他2014年再到武大讲授《传播伦理的新方向》,而且激发他邀请单波教授与他合编《跨文化传播的伦理问题》一书,成就了中美学者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段佳话,他曾幽默地说:“能与我形成传播伦理研究对话的中国学者,或许就在武汉大学。”
文化间互构之所以成为可能,缘于跨文化传播研究者们具备自由地超越现实中的自我的能力与道德素养。“追求对话和跨文化要肯定有差异的团结,肯定对文化间的差异和叠合保持清醒认识的多元性。”(徐开彬,2011这种学术清醒一方面来自研究者对自我与他者认知的不断修正,如本书中所提到的,从人类普遍性的多元文化传播伦理中思考跨文化传播的前提和基础(克利福德·G·克里斯琴斯),另一方面,则需要保持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进而实现“在实际研究中必须求得理想境界与现实条件之间的平衡。(祝建华,2005十年多的跨文化传播交流与互构,使得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在珞珈山留下了他们对理念和方法的精益求精与理性反思。
2013年冬天,我和武大外语学院的李加莉副教授作为武大“70后”学者学术发展计划“跨文化传播创新研究团队”的成员和文化适应研究的奠基人约翰·贝瑞(John Berry)进行了深入交流,他认为全球化、信息数字化程度的提升给跨文化传播研究带来了更多的复杂性:全球化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终点。全球化一方面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同时也增加了网络的复杂性。基于跨文化适应的研究视角看待全球化现象,我认为,有的人会被同化,人们变得更相似,这就是很多人认为全球化会带来的唯一产物——文化趋同和心理的同质化。然而,我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全球化同时还存在反作用力——本土化,人们通过抗拒外来文化而变得越来越像自己。很多现象表明,数字新技术的采用使得世界视域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面临全新的时代背景,进而生成文化间的彼此渗透和扩散,共同交织成异彩纷呈、但又令人困惑的跨文化传播图景(肖珺,2015)。这些都需要世界各地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者共同努力,克服文化间的隔膜和伤害。
 
本书的出版要真诚地感谢为本书提供帮助的人们。在我们审校本书译文的过程中,李加莉、肖劲草老师参与其中,为我们解决了不少疑惑。本书编辑过程中,祝得彬先生从出版者的角度发现了本书的学术价值,刘娟女士用她细致入微的质疑提升本书的写作质量。无疑,本书仍然会存在瑕疵,作为主编,我们将承担所有的责任。
交往基础上的激荡与互构是武大跨文化传播研究国际化跨越十年的光影印记,亦是我们前行路上源源不绝的动力。我们努力站在他者的位置上思考和实践人类精神交往的可能性,始终追寻人类和谐共处的家园。对于我们,这一群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者而言,这段时光无疑是幸福而充满希望的。跨越十年后,我们将行往何处?我想,仍是继续走入跨文化传播中的人们,从自我中心的文化中挣脱而出,用感性的包容和理性的思辨去解读我们和他者互动交往的言辞与行动,进而踏入精神交往的自由之境。由此,本书的意义或许更多地在于吸引和培育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同行者。
 
20157月写于 珞珈山下,樱花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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