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ut us English Contact us
最新消息
  首页 >>最新消息

美国天普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院长 Jacobson解读沟通行为在公共决策接纳程度中的作用

发布者:跨文化传播学术网 发布时间:2013/3/9 14:52:05    阅读:943

      2013年3月5日上午10点,美国天普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院长Jacobson教授在新闻学院二楼学术报告厅为到场的师生们举办了一场题为“沟通行为在公共决策接纳程度中的作用:加州海洋生物保护法案例分析”(Communicative Action Contributions to Public Policy Decision Acceptance: The North Coast Case of California’s Marine Life Protection Act)的学术讲座。
      讲座伊始,Jacobson教授谈到此次武大之行的两个主要目的:其一是和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就交换生和科研合作签署相关协议。他很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在美国东海岸的费城看到来自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学子们的身影。同时Jacobson教授也表示天普大学也将派学生到武汉大学新闻学院进行交流,亲身了解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与媒体的变化。其二是能和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的师生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交流,共同分享最近学术研究的一些收获。
      Jacobson教授指出其目前的学术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沟通行为在构建合法化政府(Government Legitimation)进程中的作用分析,而本次讲座的主题“沟通行为在公共决策接纳程度中的作用:加州海洋生物保护法案例分析”正是他在该领域研究中的部分研究成果。为了让现场听众更好的了解研究主体,Jacobson教授首先对讲座中涉及的几个重要概念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读:
      “合法化”和“沟通合法性”
      合法化(Legitimation)是哈贝马斯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Jacobson教授认为所谓合法化是公民对政治决策的认可,或指对支配他们的政府、政治系统或法律系统的普遍接受。而为什么人们要按照政府所说的去做,这是合法性(Legitimacy)研究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Jacobson教授把实现合法化的来源归纳为以下五种:1.传统型权威(Traditional Authority)2.魅力型权威(Charisma Authority)3.法理型权威(Rational Legal Authority)4.政府绩效(Government Performance)5. 沟通合法性 (Communicative Legitimacy)
      前面三种分类源自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权利理论,后两种分类则来自于近期的相关研究。Jacobson教授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第五种来源即沟通合法性上。他认为沟通合法性(Communicative Legitimacy)指的是政府服务不仅仅是单方面的行为,与此同时公民还需要能够感知到政府在倾听他们的声音。沟通合法性是双路径的:即从政府到公民以及从公民到政府。如果双方在沟通中都实现了对彼此的倾听,以双向理解(Dialogical Understanding)为起点,那么沟通合法性的目的就实现了。


      研究的理论依据:哈贝马斯的有效性主张和理想的言谈情境理论
      Jacobson教授对如何实现合法化的双路径沟通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但他发现,要了解什么时候以及如何使双方的沟通生效并非易事。他在研究哈贝马斯的沟通行为理论亦称交往行为理论(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时发现,哈贝马斯认为沟通行为的有效性测量可以从以下两个理论中得以实现:一个是有效性主张(Validity Claims),具体包括四个方面:1.真实性;2.适当性;3.真诚性;4.可理解性。它们是成功沟通的基本条件,是言语行动的普遍性基础;另一个是理想的言谈情境(Speech Symmetry Conditions),具体表现为:1.沟通的双方是否拥有均等相同的发言机会;2.沟通双方是否拥有提出任何建议的权利;3.沟通双方提出的建议和主张是否能够得到公正平等的对待。
哈贝马斯认为有效性主张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沟通中说什么的问题;而理想的言谈情境理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沟通是否生效,是否实现了双向理解。


      加州海洋生物保护法案例和其他相关案例对沟通行为理论的检验
      沟通合法性理论认为:在相关法规出台的前后,如果能够让公民感觉到和政府双向沟通以及彼此倾听的存在,那么他们会更加乐意遵守这项法规。
      Jacobson教授发现哈贝马斯的沟通行为理论可以为在实践中检验沟通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撑。他希望通过案例分析来了解公民在海洋生物保护法实施的讨论中是否感觉到和政府实现了双向的沟通?
      他解释到政府对海洋生物的保护其实会对很多人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渔民担心以后的生存、鸟类观察爱好者担心他们不能在近海岸观察鸟类等。没有一部法律的出台是完美且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其中有人拥护、有人反对,而大部分人则持不置可否的态度。因此了解这个结论的重要性在于:如果在海洋生物保护法制定过程中,政府能够和公民做到沟通合法性的话,不管是否侵犯到其利益,公民在政策出台之后都会更加乐意遵守相关的法律。
      于是在有效性主张和理想的言谈情境理论的基础上,Jacobson教授设计了相应的调查问卷,并提出了两个假设:
      假设1:在加州海洋生物保护法制定期间对有效性主张和言谈情境的积极评估将对合法性产生积极的作用;
      假设2:理想的言谈情境将会对有效性主张和合法性之间产生一个积极的适度的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在加州海洋生物保护法出台的进程中,能够感觉到和政府实现了双向沟通的公民,会更加乐意遵守该项法律。而该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为哈贝马斯的沟通行为理论提供了实证的支持。
      Jacobson教授还指出,沟通合法化过程的研究不仅仅限于西方社会,他希望他的研究模式不仅能了解民主型政府和公民之间是否依靠双向路径的沟通实现合法化,还可以从侧面了解非民主型政府中,沟通在合法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通过借用相同的研究模式,Jacobson教授和他的学生在不同体制和文化的国家展开了研究,案例分别涉及新加坡禁烟法出台和中国成都出租车行业税收上调。
      和加州案例不同的是,研究者在新加坡的调查发现:
      1.新加坡公民并不在意政府是否真正了解与禁烟相关的健康知识;
      2.新加坡公民认为即使自己对法规不是很了解,由政府出面来制订相关的法律政策也是非常重要的;
      3.新加坡公民相信政府是真诚为自己服务的。
      调查显示:在新加坡,有效性主张理论在公民和政府之间起到了相当重要的沟通作用,而公民和政府之间是否达成平等的理想的言谈情境则显得不那么重要。由此,可以做出的判断是:沟通合法性并不是新加坡政府政策合法化过程的主要来源渠道。在针对成都出租车行业税收上调政策的案例分析中,研究者也得出了和新加坡禁烟法案例类似的结论。


      Jacobson教授的主题讲座让在场的师生们深受启发。在随后的互动环节中,周翔教授和部分学生分别就自己关心的问题和Jacobson教授进行了交流。问题涉及加州海洋生物保护法案例分析过程当中的模式应用、中美政府对新媒体传播调控的差异对公共空间领域构建的影响以及基于新加坡禁烟法案例得出的公民和政府沟通方式结论的个人思考。Jacobson教授对师生们提出的问题均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针对疑问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答。     
      Jacobson教授现担任美国天普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是全球传播和政治传播。曾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信息学院院长并兼任美国西北大学和康奈尔大学暑期项目的客座教授,目前担任国际媒体与传播研究会学术评论委员会主席。(曹艳报道)
                                                   
 

电话传真:86-27-6875.4227;Email:media.whu@gmail.com
跨文化传播学术网 2010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