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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慢生活(袁玥)

发布者:跨文化传播学术网 发布时间:2011/8/14 8:01:18    阅读:1121

  结束15天的“道南营”回到火炉般的武汉,一切生活又回归到熟悉的日常琐碎。想起临走那天桃园机场蓝得不像话的天、前一夜在政大校园里席地而坐的通宵欢送会、第一批飞北京的营员凌晨出发时大家的依依不舍……记忆的美好和时空的迅速转换,让一切变得如梦境般不真实起来,如同胶片上的显影,那么近又那么远。

  感谢政大的老师同学将15天的行程安排得非常充实丰满,以至于在观感上“半个月”变得十分漫长。但事实上,半个月的时间又是如此短暂,它短到我们甚至还无法走遍台北的大街小巷,更不用说去看台东和台南的风景。可是浮光掠影的台湾一瞥,足以像它观光歌曲所言“touch your heart”。这里的风土人情和新结识的台湾、大陆友人,都那样深深触及心底,让我笃信这段旅程会在日后回忆时仍旧熠熠闪光。

  现在若要用一个关键词来总结我体验到的台北,我想许是“慢生活”。这实在是令人意外的感悟。一个全球著名的国际化大都市要与“慢”搭上关系,似乎并不符合逻辑。但是走在台北的街道、生活的小细节、看到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保育、人们的生活态度等等,展示出的是一个不急躁、“慢慢来”的城市心态。

  初到台湾第二天,当大巴车载着我们从台北东南角的木栅(政治大学所在地)一路开向市区,我就惊讶地发现,台北的城市天际线与大陆大城市不同——它没有用整齐划一的摩天大楼构建规律的剪影,反而显得参差不齐、略无章法。在台北的大街上,常常会看到高楼大厦旁也会突兀地钻出低矮破旧的小房子。

  据我的台湾小队辅——依洁介绍说,台北在日据时代被日本人统一规划,以作为它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样本城市,现在很多的公用设施包括捷运线等都从那时沿用至今。因此从整体来说,仍旧是一个有规划的便捷城市。而台湾的土地制度是私有化的,市民有自主权决定自己居所的样子。虽然政府也会为了改善城市景观进行改建工程,但是程序的合法性使得这样的过程十分漫长。政府必须经过与每家每户的协调、征得他们的同意才能够进行拆迁或者房屋改建。处在新旧城市规划交替中的台北,就因此形成了这样独特的城市景观。

  当我们在猫空缆车上俯瞰台北城市的夜景,发现并没有想象中夺目的璀璨。我们在慨叹“夜景还不如上海、北京,甚或重庆”的同时,也为台北有如此自主与宽容的胸怀感动。一个城市的自信使得它并不试图通过夜景的光亮度彰显自己的魅力。

  台北的“慢生活”还体现在生活的细节中。比如人们上下捷运会十分自觉排队,车门开后也会一个个有序走入车厢。这与同样大都市的北京、上海地铁节奏不一。虽然目前越来越多的大陆人懂得上车排队,但是等待的人群如同挂在弦上的箭,一旦车门打开,就蓄势而发,蜂拥而入,希望能占据一个好座位,地铁站里充满着急躁、匆忙而富于竞争的气息。

  事实上,在台北,包括捷运、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上,设置的座位并不多,为了满足搭载众多乘客的需求,大多数的空间是留给人站立用的。在这些不多的座位中,还有一部分专门漆成不一样的颜色,是提供给老弱病残孕的“博爱座”。我们惊讶地发现,不管捷运或公交上站着的人有多么多、同行的台湾同学有多么累,却从没有青壮年会坐在“博爱座”上。这就形成了车厢里站立的人拥挤着,“博爱座”却通通空着的“奇观”。我们也好奇地问过台湾同学,为何不先坐下,待到有需要的人上车后再让座给他们。台湾同学回答,“空着博爱座,他们一上车就可以坐下来而无需等人让座。如果博爱座也坐满了,普通座位的乘客才需要让座出来。这样所有的座位都会发挥最好的功效。”听着他们看似苛刻但却智慧的回复,由衷地觉得这真是一群可爱的人。

  还有令大陆同学深受震撼的生活细节,即是台湾的垃圾分类与不落地政策。这让我们在开始的一周内显得手足无措,苦不堪言。台湾从很早开始就实行垃圾分类处理,不仅分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还会包括纸质垃圾、厨余(剩饭剩菜)、塑料垃圾、一般垃圾的分类等等。每每在政大传播学院吃完订的便当,我们要学着台湾同学将剩饭剩菜、所用的一次性筷子、盛便当的纸盒、甚至筷子的塑料包装纸都一一分类,倒入不同的垃圾箱,若是盛汤水的盒子,还需要把汤水都处理干净并用清水把盒子冲洗干净。对待垃圾如此精细、复杂到令人头疼的政策,却为回收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使得台湾的垃圾回收率高达80%,再利用率有60%之高。

  而在台北,除了垃圾分类外,还有另一项垃圾政策就是“垃圾不落地”。为了避免垃圾箱旁会被扔得脏兮兮的问题,台北市自1996年开始推行此项政策,取消原先固定放置在小区门口的垃圾桶,改由垃圾车定时定点收垃圾。垃圾处理费包含在垃圾袋中,各家为了减少垃圾处理费,就会尽量减少垃圾,自觉重复利用。在台北的几天,出门时大家的背包里总会塞着装有垃圾的小袋子。这是因为即使是在台北的大街小巷,也很少会设置有垃圾桶。大家吃完东西或用过的废纸没法扔,就只好暂存在背包里。于是上街最大的惊喜不是发现明星、美食、书店,而是纷纷口口相传:这里有垃圾桶!依靠着这样看似不人性化的政策,台北的街头巷陌不需环卫工人,已然十分干净。而台湾同学们也深为这一政策感到自豪。

  更令人感动的台北之“慢”还在于,在这样一个商业洪流与脚步匆匆的时代,有那么多的台湾人愿意慢下脚步,来关注少数族群的生存状态。

  台北行程中的凯达格兰文化馆参观原住民文化展,我和台湾同学佳弘也聊起过这个话题。台湾的族群构成也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结构。69%的福佬人(漳州、泉州等闽南人)、15%的客家人、13%的外省人、2%的新移民和1%的原住民在台湾混杂。在来台前,我对原住民的生活状态、媒介使用很有兴趣。曾经台湾岛上最初的原住民在闽南、客家人来台后,被逐渐驱逐到高山上。随着商业浪潮的席卷而来,不少原住民青年也来到台北、高雄等大城市,生活方式与汉人无异。打猎作为不少原住民原有的营生方式,现在大多仅成为一种象征意义的仪式,在青年人的成人礼上猎物以完成一种仪式。

  很难评说这样的变化是好是坏,目前一些供参访的九族文化村的建立,使得原有的生活习俗性质发生嬗变,成为被观看的商品和表演。我们一方面希望能够存留不一样的文化多样性,使他们能够延续这些独特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我们也并不拥有决定他们变与不变的权力,要求他们延续原有习俗却反过来成为汉人文化优越感和阶层性的表现。文化保护与商业开发的界限变得十分难以把握。这些与内地凤凰的苗族文化、云南丽江的纳西族文化、卢梭湖的摩梭族文化开发等等的两难窘境一样。

  事实上,这些文化难题在世界范围内似乎还未找到很好的解决方式。在台湾,这样一个问题有了一些新的尝试。譬如公共力量的介入,而非依靠政府权力的统一纳入与商业力量的粗暴开发。台湾公共电视开办有原住民电视台,为原住民服务。虽然收视率并不算高,但是却是电视节目构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公共电视必须承担的责任。再譬如NGO社会团体的协助、一些公共志士的努力等都汇聚成协助原住民发展的重要力量。

  台湾大大树音乐创始人钟适芳老师的观点我认为正是目前传统文化存留的可持续方式。公共力量的真正目的应当在于协助他们的自我成长与文化自觉。需要站在原住民角度而非汉人角度来看待他们的文化发展。单纯依靠商业开发与政治权利扶持,只能反其道而被主流文化所同化,所有的少数族群文化成为表演形式,或与商业力量、政治性的统一划归相妥协。只有通过协助他们解决真正迫切的困难,培养他们为自己的文化所抗争的意识和实力才是具有活力的。这个过程非常困难,台湾原住民音乐人历经了大约20年的抗争和运动,才使得政府的政策对其友善。但是保护传统文化远非仅仅保存原貌,还有需要能够成为自我维持的力量。成为观光性的物件存在,目前还没有看到继续活络的可能性。

  此次台湾行的各式讲座,使我看到公民力量的强大。我不知道这是目前台湾社会的常态,还是展示的精华所在。每一个主讲人身体力行,为社会民主发展、新闻自由、少数族群维权、文化保育、环境保护等所奉献的力量,都十分令人感动。到访的各地景点,都有义工热心得从事志愿事业。还有台湾同学们做事学习的踏实、认真,每一个细节都仔细考虑。因为我们离开后,他们就面临着毕业论文提案口试(开题报告),于是他们不得不白天参与活动,晚上熬夜到4、5点看论文文献。每天只睡3、4个小时,可是做什么事情却从未马虎过。我所感受到的台湾是个能静得下心来的地方,人们愿意拿出生活的间隙甚或全部来做些远超功利性的事情。不急不缓,厚积薄发。

  我还记得自己在当初申请入台自述时,写道“台湾对我意味着什么?它是心的距离,也是反观自我的镜子”。短暂的台湾之行,让我了解更多的是自己,是大陆。在这个各种压力扑面而来的夏天,我来到海峡另一边,看到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过去的22年,我赶着早早年纪上学、读书、毕业,沿着既设的轨迹,生怕耽误了年岁,落在时间之后,一路赶路变得越来越浮躁和惯于焦虑。在这里,多元的生活和静下来的力量,让我看到所期望的生活模样。台湾的美,我多想能再慢慢、细细体会。


台湾公共电视 摄影:袁玥


台北101俯瞰台北不规律的天际线 摄影:袁玥


凯达格兰文化馆 摄影:袁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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