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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偏见与面子协商:关于汶川地震报道的跨文化分析

发布者:跨文化传播学术网 发布时间:2011/4/9 9:12:00    阅读:1755

单  波 刘  学

【内容摘要】西方媒体的汶川地震报道在整个话语结构上依然呈现着群体间话语偏见,中国主流媒体把西方媒体的报道“转述”成正面报道,显然是剥离了语境的选择性解读,这种选择性解读呈现了群体间话语偏见的另一种面相,即在表达内群体时,总是选择与自我群体认同一致的他者话语以维护群体的面子。维护自我形象和寻求他者认同必须在关系中进行,必须感知他者话语的具体语境、上下文结构、文化价值、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可以解构由刻板印象所主导的话语,另一方面又可以在文化开放的语境中认知自我,建构自我形象。
Abstract  Reports about Wenchuan earthquakes by western media still demonstrate inter-group bias at the discourse level; therefore, when China mainstream media pass on the Western reports as positive, selective interpretation is obviously given out of context. Such selective interpretation has revealed another kind of discourse bias: when expressing in-group, discourses of others consistent with in-group are always chosen to maintain the group face. Defending self-image and seeking approval of others must be carried out in relations based on the perception of the concrete linguistic environment, context, cultural value, and ideology of others. In so doing, stereotype-dominant discourses may be deconstructed on the one hand and identity may be constructed in the open context on the other hand.
【关键词】  汶川地震报道 面子协商 话语偏见 西方传媒

四川汶川大地震震恸中国,刚刚实施不久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接受了第一次重大挑战。还没有完全适应信息公开制度的中国各级政府在走向信息公开的过程中面对灾难、组织抗灾,让巨大的创伤在人类手拉手的合作精神中得以救治。西方传媒在多样性的话语呈现中把中国在灾难信息发布、新闻报道方面表现出来的开放作为一个侧面报道。这一报道侧面所产生的直观效应是,中国主流媒体充满欣喜之情,认为西方媒体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和媒体在地震中的表现,中国网民对西方传媒的怒火也大幅度下降,就连专事揭露西方媒体偏见的anti-cnn网站也很少出现揭露西方媒体地震报道偏见的帖子。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中西方互动关系的某种戏剧性转变呢?

有关新闻媒介与刻板印象的实验研究表明,关于他者的刻板印象弥漫在西方主流媒介之中,而刻板印象以巧妙而高度有效的方式延续于西方文化之中(Devine & Elliot, 1995; Gorham, 2006)。本文的研究发现,西方媒体的汶川地震报道与拉萨骚乱事件报道相比,减少了完全的负面报道,增加了平衡呈现的策略,但在整个话语结构上依然呈现着群体间话语偏见中国主流媒体把西方媒体的报道“转述”成正面报道,显然是剥离了语境的选择性解读,这种选择性解读呈现了群体间话语偏见的另一种面相,即在表达内群体时,总是选择与自我群体认同一致的他者话语以维护群体的面子。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是,西方媒体的话语偏见是如何生产的?面对他者的偏见,如何在对话中维护自我群体的面子?

 

一、分析路径:群体间话语偏见与“面子协商”理论

 

根据奥尔波特G. W. Allport的观点,语言可以微妙地反映人们的思维结构,特别是在内群体对待外群体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语言中看到内群体对外群体的刻板印象或对内群体的偏爱Allport, 1954)。安妮·马斯(Maass, Salvi, Arcuri & Semin, 1989)等人循此提出群体间语言偏见(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理论,认为在群体间交往的语境下,当遇到与关涉内-外群体的预设观念不一致的信息时,语言的使用体现着刻板印象的痕迹。当描述一个内群体成员的积极行为或外群体成员的消极行为时,人们往往使用更为抽象的语言;而当提起内群体成员的消极行为或外群体成员的积极行为时,人们则使用更加具体的语言。这一理论的基础在于语言的抽象程度(abstractness of the language)理论(Semin & Fiedler, 1988),即语言的抽象水平从低到高依次为:最为具体的描述性行为动词(DAVs)、解释性行为动词(IAVs)、状态动词 (SVs)和最为抽象的形容词 (Adjs);抽象的语言描写着从具体的可观察到的行为中高度抽象出来的性情和持久的状态,如诚实、创造性、信念和嫉妒等;具体语言描述着具体的、可观察到的、有始有终的行为,如亲吻、拜访、帮助和威胁等。这种语言现象在群体交往中隐含着很深的玄机。比如,甲挥起拳头打乙,可以用四种不同抽象水平的表达方式来描述:第一,甲打乙。“打”这个描述性行为动词,是在特定情境下对特定行为的客观描述,没有积极或消极的内涵意义。第二,甲将乙打伤。虽仍特指某个特定情境下的的特定行为,但在描述之余提供了加工和解释,使其在语义上具有消极的内涵意义。第三,甲憎恨乙。“憎恨”是没有动作的起始和终结的状态动词,它在描述以外提供了阐释。第四,甲有攻击性。“有攻击性的”隐含着相对稳定的性情特质。这种特质除体现在当前的时间和情境下外,还可泛化至其他时间、与其他人交往的情境,因而具有刻板印象的特征。如果甲是内群体的成员,人们往往会用具体的语言表达这一消极行为,而如果甲是外群体的成员,人们则往往会使用抽象的语言表达这一消极行为,这便是群体间语言偏见。它揭示出这样的事实:既存的群体间偏见致使带有偏见的语言广泛使用,而带有偏见的语言又维系着既存的偏见。

有两种机制促成了群体间语言偏见(Maass, Ceccarelli & Rudin, 1996),一是动机机制,即人们都有保护内群体的动机(ingroup protective motive),而群体间语言偏见恰恰强化或保护了人们的社会认同。具体语言可以将行为与行为人区别开来,而抽象语言则习焉不察地体现着行为人稳定而持久的性情特质。故而,群体间语言偏见是一种称许内群体,贬损外群体,从而维护内群体形象的做法。二是认知机制,即与期待不一致的行为相比,描述与自己期待一致的行为时,人们更倾向于使用抽象的语言。究其原因,与期待一致的行为凸显出稳定性和典型性,使用相对稳定的抽象语言进行描述更殊为合适。事实上,人们对内群体成员和外群体成员持有不同的期待。人们更期待内群体的积极行为而不是消极行为。与此同时,与内群体成员相比,人们更易以外群体成员的消极行为推断其消极的性情特质,而他们的积极行为却难以与其性情特质构成必然联系。此时,为了把外群体的积极行为与刻板印象协调起来,人们会使用具体的语言来表述外群体的积极行为。其原因在于,虽然人们会感知到外群体成员的积极行为,但刻板印象会使他们认为外群体表现出消极行为的概率更大,于是,他们常常将非典型的积极行为与外群体一般行为区分开来,或将一个单独的行为从外群体的众多行为中剥离开来,以维护刻板印象的一致性。因此,与刻板印象的期待不一致的行为常常被视为一个特例,认为这种特别的积极行为与情境相关,且转瞬即逝,而这一心理机制则以相应的群体间语言偏见的形式得以显现,即与刻板印象的期待不一致的行为(外群体的积极行为)以具体的语言来描述。

但是,有一种情况被群体间语言偏见理论忽略了:人们有时也会使用抽象语言表达外群体成员的积极行为,而且这种抽象语言所表达的积极意义符合外群体的自我认同,如果不做完整的话语分析,我们常常会忽略隐含于语境、叙述结构与意义结构中的话语偏见,从而形成“伪沟通”。其实,任何语言所表达的积极意义或消极意义都不是抽象的、固定的,而是存在于具体的语境、上下文结构、文化价值、意识形态之中,仅仅只做语言的抽象程度理解是不够的。另一方面,在对话过程中,人们还会突出或放大他者对“我们”的行为的积极表述,模糊或遮蔽他者对“我们”的行为的消极表述,从而形成维护内群体形象的话语与他者话语的竞争关系。这样,对内外群体的表达的偏见,并不止于语言的抽象和具体、积极和消极,而要进一步考察是否从特定群体的话语框架进行表达而使话语呈现某种偏向。这就要求我们建构群体间话语偏见的分析路径,假定人们在表述外群体时,总是习惯于把对外群体行为的理解纳入自己的话语框架,在积极与消极意义上都形成了由刻板印象所主导的理解

进一步地,群体间交往是一个社会性的互动过程,群体间话语偏见所呈现的消极意义和积极意义不是由语言和话语界定的,而是在维护自我形象和寻求他者认同的过程中生产的,或者说是在群体间的“面子协商”(face-negotiation)中流动的。按照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面子是个人的自我在某种关系情境中呈现出来的形象”,也是“个体期望他人给予自我社会价值认同的一种需求感”(Ting-Toomey, 1988)它是在某一情境下进行互动者互相界定的身份。每一种文化群体的成员都会为他们想要拥有的面子,而与外群体成员互动、协商。“面子”有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类。隶属于 “高语境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的东方文化成员崇尚集体需求和目标,将它置于个体需求和目标之上,这种群体价值导向的文化,追求积极的面子,即“要面子”(face-assertion)和“给面子”(face-giving),所谓“要面子”表示面子有极高的价值,人们生活在群体当中,有被接纳被保护被包容的要求;所谓“给面子”是鼓励支持并满足人们对被包容被接纳被承认的需求。隶属于“低语境文化”(low context culture)的西方文化强调个体的价值、需求、目标均高于群体,这种个体价值导向的文化追求消极的面子,包括“挽回面子”(face-restoration)即要求自我的自由、空间,避免他人侵害个人的独立自治,以及“留面子”(face-saving)即表现出对他人自由、空间和某种孤僻的尊重。挽回面子和留面子被定义为“消极”或“被动”性的,是因为这类面子,主要作用是维护自我的最起码的尊严,不具有对他人的控制和支配作用。这一理论实际上揭示出面子(自我的公众形象)是个体在群体生活中的最基本的符号资源。这种符号资源,深刻地联系着个体的心灵-人格结构、关于安全和恐惧的潜意识(消极面子),还深刻地联系着人与人之间建立的权力支配关系、礼仪交换关系(积极面子)。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可以假设:从自我面子出发定义他者,必定会产生话语偏见,要想进入与他者的面子协商,只有去体验他者的面子。

但是,这一理论又存在明显的缺陷:过于简化东西方文化的特点,而忽略了东西方文化的丰富性和变化性;过于强调东西方文化面子观的二元对立(群体价值导向和个体价值导向),而没能注意两种面子观的相互交叉与相互借用,以及由此可能形成的共同面子和新的面子;虽然丁允珠后来意识到有必要对面子中感情的作用、环境因素的影响和面子如何改变等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Ting-Toomey & Chung, 2005),但这一理论还是显得偏重定型化的面子,而忽视了语境化的面子协商,这样就难以动态地、全面地理解多样化的面子协商。为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关注,面子协商是在关系中展开的,随着面子观的相互交叉和相互借用,自我认同会发生多样性的变化,某些变化会形成新的面子和主体间的共同面子,我们可以以此反思旧有的群体间话语偏见。当媒介在内外群体关系范畴内表达新闻事件时,代表不同群体的媒介间的互动就会演绎出群体间话语偏见和面子协商,而且具有典型的反思意义。

 

二、西方传媒汶川地震报道: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的呈现

 

现代建构主义认知心理学发现,人们总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和受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而形成的一定的框架来认识、解释外在世界(Berger & Luckmann, 1967Goffman, 1974 )。新闻记者也通过框架生产新闻话语,包括依一定框架以快速处理大量信息(Gitlin, 1980)。框架作为组织新闻成篇的中心观念或者情节,它赋予新闻所报道的事实以意义,是完整理解西方传媒汶川地震报道的话语结构的重要路径。由此,本文通过分析四家英美报纸地震报道的事实选择、意见表达和文句修辞等方面的策略,来呈现西方媒体报道汶川地震所采用的意义生成系统——报道框架,从而展现西方媒体地震报道的真相。

为了展现西方媒体报道地震的真实情况,本文抽取四份有代表性的报纸进行文本分析:美国自由派的主流报纸《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保守派的重要报纸《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英国保守派主流报纸《泰晤士报》(Times)、左派报纸《卫报》(Guardian)。这四份报纸各自在美国和英国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而且分别代表了左和右两方面的立场。本文选取新闻的时间段是地震发生后的一个月,即513613。之所以选取这段时间,是因为613,对灾区人民威胁最大的唐家山堰塞湖导流已取得稳定胜利,意味着自然灾害的威胁基本解除。而且,613日前后也是官方确认“抗震救灾斗争已取得了重大阶段性胜利” 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纽约时报》共刊发新闻34条、评论2篇,《芝加哥论坛报》共刊发新闻40条、评论1篇,《泰晤士报》共刊发新闻38条、评论空缺,《卫报》共刊发新闻34条、评论9篇。总计146条新闻、评论12篇。

虽然这四家报纸在其国内政治立场上有差别,但是在报道中国地震时它们所采用的报道框架却有很大的一致性,而且这四家报纸报道的数量也没有太大差异。唯一比较显著的差别表现在评论方面。《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的评论数量少,均主要关注中国在地震救援期间的开放局势之后民主政治的走向。而《卫报》的评论大大多于其它报纸,且意见更加多元。《卫报》9篇评论中有6篇同时还论及缅甸热带风暴灾害,在比较中展现中国地震救援不同于缅甸的做法,同时也对西方的灾难救助政策进行了反思[1],对西方媒体过度报道中国灾民而忽视缅甸灾民的做法提出了批评[2]。《卫报》的评论还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心理进行了反思,指出应正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变化[3]。但是《卫报》的9篇评论的基调仍然是西方民主政治的观念,它也没有影响到《卫报》在新闻报道中所采用的报道框架。四家报纸所呈现的基本一致的报道框架可以表述为以下五个层面:

第一,强震肆虐中国,中国人的奋力救援。

地震发生之后第二天(13日),四家报纸在初次报道的12条新闻中,大部分着力于灾情与救灾报道。其核心标题是:“强震肆虐中国,数千人死亡”;“地震肆虐中国:数千人死亡,建筑垮塌埋住儿童;毁损物阻碍救援”;“地震袭击中国,数千人死亡”;“中国地震数千人死亡”。在后续的报道中,新闻内容涉及余震和堰塞湖的威胁、幸存者所经历的痛苦、灾民的生活状况等方面。核心话语包括:

“救援人员今早奋力(struggle to)前往救助灾民。”[4]

“数千救援人员整夜在烂泥和滑坡体中徒步跋涉,全力挺进群山里的震中。所有的道路都被毁或者受损严重。履带挖掘机(treaded tank)被用来穿过那些艰险的地带。直升机因为坏天气而返航。”[5]

“军队急速前往(rush to)开挖导流渠,在洪水淹没山谷之前疏导湖水”;“在下游,官员急速前往(rush to)可能的洪水将要经过的区域疏散人群。”“在唐家山堰塞湖,数百士兵二十四小时不停(work around the clock)挖掘渠道,以便在湖水翻越坝顶之前疏导湖水。”[6]

“在有些地方,没有充足的电力来保存尸体。除了快速埋葬,别无选择。”[7]

“在体育场,赶来的灾民领到食物和毛毯,并接受基本的医疗服务。但是周三中午,人群膨胀得太庞大,在体育馆前门拿着扩音喇叭的官员不得不阻止新到灾民的进入。”[8]

“张元奎(音)埋葬亡妻之后,坚强地开始农活自救。他说,我们还活着,我们能用我们的双手来重建家园。元奎也说到要依靠政府,但是并非消极地等待,而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对政府的期望[9]

在这里,表达救灾行为的积极意义的语言(efforttry torush tostruggle to)是限定在具体的灾情(massive damagedevastatedtrappedknocking downkill)之中的,很自然地将非典型的积极行为与对于外群体的刻板印象区分开来,而又不影响刻板印象的一致性,也不影响转向消极意义的表达

第二,在与缅甸风暴灾难的对比中展开评价。

灾情和救灾报道最初所呈现的语境常常是缅甸风暴灾难,因而形成积极评价。例如:“相对活跃的信息流动和最高领导层的快速反应与中国在唐山地震中的表现完全不同,也与缅甸处理气旋灾难完全不同。[10]中国与缅甸政府面对灾难的“顽固反应完全不一样”,“中国政府快速有效的反应应得到赞扬。”[11] “就官方反应来说,看上去官方表现不错,不象缅甸。他们已经说了,他们的首要目标是救人,而且已经呼吁国际援助。”[12]而且还有报道对中国拒绝外国人力援助的说法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解读,指出中国政府不接受外国人力支援“不是因为国防机密,而是基于中国现在已有足够的人力和经验这样一种现实判断”[13]。从这个层面开始,积极意义被限定在具体的背景之中。

第三,中国地震期间的开放和积极有效救灾是为奥运会营造良好氛围、缓和国际关系的临时策略。四家报纸形成了这样的典型话语:中国为准备奥运会而高度重视自身形象,因此会尽力避免像缅甸那样冷酷拒绝外援所激起的国际上的批评[14]“中国的领导人知道,北京奥运会只剩下不到90天,它不再能承受对国际或者国内声望的再次打击”[15]中国把灾难救助视为促进与邻国关系的策略和在8月的北京奥运之前缓解其国际形象的策略[16]“中国政府全力准备8月的北京奥运,已经疲于应付西部藏区普遍出现的骚乱。因此地震快速反应的压力特别强烈。”[17]此时,积极意义开始向消极意义转化。

第四,把地震灾害表达为社会主义制度终结的意象。

《芝加哥论坛报》甚至直接把标题写成:“对中国(政治)基础的震动”[18]。报道首先说,如果是在中国的古代,“中国的人民会问,这些惊人的灾难,特别是一场可能造成五万人死亡的地震,是否可能昭示着共产党(政权)失去了古代中国所称的“天命”——更高权力的政治授权。”报道还通过对灾民的描述试图表达专制统治在人民身上刻下的影子

···“温家宝都流泪了”,高文凯(音)用充满敬畏的声音说。这个61岁的农民站在他的侄儿的商店里,他的侄儿的女儿也在数百个被垮塌的校舍压死的学生之中。“我们将依靠政府”,这样的期望在四川重灾区十分普遍,就像反复吟诵的歌曲。这不仅仅是人们走投无路的绝望反应,它还是半个世纪以来(要人民)依赖共产党的政治训练的结果

“政府是我们的巨大安慰。如果领导人没有来,那么我们就永远也不会重新安顿下来,它带给我们安宁,”60岁的农民妈妈王永京(音)说。她的房子差不多被夷平。她说话的地方与地震时900个学生正在上课的那个学校距离很近。只有数十个学生获救

《卫报》以相对隐晦的语言展现了这种影子:夫妻俩没有水,食物也不多,他们说。他们除了赞扬(政府)救灾的努力,也没有事情做。[19]《芝加哥论坛报》524日的报道[20]用专家话语说明中国仍基本是政府主导和控制的社会。《纽约时报》514日的新闻[21]认为,如果中国应对一场大的自然灾难比美国应对卡特拉飓风更加成功,这个成就就可能证明了北京的观点:它的非意识形态的新威权主义可以在快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形成好的统治。那么政府的救灾和开放是因为,可能政府已经意识到开放和责任可以加强它的正当性并浇灭腐败、通货膨胀和贫富悬殊所激起的日益强烈的愤怒。《纽约时报》521日的报道[22]再次给出解释:国际社会强烈反对中国镇压藏族之后,中国领导人想用地震来显示他们的威权政府在关键时刻能够负责,甚至是平民主义的。”在这里,表述已转向高度抽象的政治话语,积极意义丧失殆尽。

第五,质疑开放和负责是否意味着政治制度的改变,是否将是一个长期的转变。524日的《泰晤士报》便发出疑问:“中国的新貌、开放能否持续到浩大的救灾之后?”它是否是一种“根本性改变的信号”[23]。《纽约时报》在514日似乎就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一个短暂的开放和负责并不意味着中国在朝向西方式的民主发展。[24]《泰晤士报》也在517日的报道中指出,中国政府仍然保持独裁、完全不民主。这些怀疑与判断把西方媒体的民主政治叙述框架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出来。而中国的正面进步之所以受到西方媒体的肯定和赞扬,也是因为中国的做法是在向西方民主靠拢。比如在赞扬温家宝总理亲临灾区指导救灾、亲民爱民的时候,新闻总结道:“温家宝的举动象一个民主国家的政治家。”[25]

西方媒体的民主政治框架还通过两个事件的报道得以呈现,第一是校舍倒塌造成大量学生死亡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生家长抗议事件,第二是志愿者和全民捐助所体现的市民社会的发展。校舍倒塌及家长抗议属于中国视野中的典型负面新闻。前者的核心话语是:地震是天灾也是人祸。后者一方面呈现出中国志愿者的救灾活动和普通中国人的慷慨捐助,“地震催生了过去不曾见的志愿者大军[26] ,“形成活跃的市民社会被认为是中国更加民主化的重要一步。一些(非政府组织)倡导者希望地震成为激励公众推动更多(政治)变化的一个决定性的时刻。[27];另一方面又试图说明,政府容忍一个更强的市民社会是有限度的。虽然很多主要的国际救援组织最初被允许进入灾区,但是对它们的活动的控制已经收紧[28]

中国政府在地震初期对新闻报道的开放姿态让西方记者吃了一惊。《泰晤士报》513日报道[29],“中国统治者的地震反应突出了他们从不当处理近几年的危机中学到的教训。这一次,没有迹象显示他们试图像2003SARS危机那样捂住灾难,那一次保密催生了流言和恐慌。”《纽约时报》在“地震新闻不受审查”的单篇报道中也对中国媒体的开放报道表示惊异:母亲在他们孩子的身体上痛哭。救援人员在建筑废墟中攀爬。一脸严肃的政治领导人安慰受灾人员并恢复严重受伤的国家的信心。这些景象在世界多数地方都是灾难的主要内容。但是中国电视上不间断播出的救灾画面却很不一般,因为中国在历史上掩盖自然灾害的损坏程度并反应笨拙。[30]《卫报》517日的报道[31]肯定了中国灾区对外国记者开放:西方记者在震中周围顺利通过警察的检查点,这与10年前长江洪水淹死数千中国居民时的中国做法形成鲜明对照。《泰晤士报》524日的报道[32]认为,灾情和救灾的报道“在中国前所未有”,“执政的共产党……愿意让人民获悉充分的灾情信息也不同寻常。”《泰晤士报》526日的报道[33]则指出,温家宝总理对待西方媒体的态度,带来的满是惊喜

但是,随着事件的发展,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信息开放又转向怀疑。《泰晤士报》524的报道[34]这样表达了疑问:面对罕见的灾难允许罕见的开放对中国统治者来说已经相对容易。他们可以自信的是报道会依单线进行。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是否会允许相反的报道和真正的表达自由。在同一天,《卫报》的新闻[35]发现,中国媒体继续地毯式报道地震,尽管报道控制变严了。西方媒体不久就发现,中国真的在重新收紧对新闻的控制。《芝加哥论坛报》522报道[36]中国退回形象控制状态:控制新闻报道。报道记述了控制的表现:三天全国哀悼日的最后一天,共产党政府回归传统方法来实施它的威权。面对逆境的团结的口号醒目地出现在国家媒体和什邡重灾区的街道上。市中心商业街的告示牌显示着地震破坏的照片,包括倒塌的建筑和受伤的人。一个巨型标语写道:万众一心。在地震中后期,外国记者在采访抗议的家长时也被驱离[37]521,《纽约时报》报道媒体控制在收紧[38]。《纽约时报》62的新闻报道,61家长抗议的活动中国媒体一律不报道[39]610,《卫报》报道,在一段相对的开放之后,媒介控制也在收紧[40]613的《卫报》新闻报道,都江堰和巨源的封锁随媒体控制的收紧而来,国内记者被指示集中报道救灾的正面新闻,外国记者被拒绝进入灾区。都江堰和巨源禁止外国记者进入,至少7个外国记者在过去一周被警察短暂扣留。其他外国记者在检查站被拦下。报道认为,控制是一个倒退……控制反映了一种政治担忧:被毁的学校可能成为反政府情绪的聚焦点[41]

上述话语框架所呈现出的基本意义层面可以归纳为:强震肆虐中国,带来毁灭性破坏;中国人习惯性地依靠政府,是长期政治训练的结果,同时,也有一些中国人并非消极地等待,而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期待政府的救援;救援工作积极而艰难,相对活跃的信息流动和最高领导层的快速反应与中国在唐山地震中的表现完全不同,也与缅甸处理气旋灾难完全不同,同时,中国声势浩大的救灾行动表明,中国仍基本是政府主导和控制的社会中国地震期间的开放和积极有效救灾是为即将召开的奥运会营造良好氛围、缓和国际关系的临时策略;地震灾害是社会主义制度终结的意象,中国领导人清晰地把他们救灾的努力与政权的稳固联系到一起,并已意识到开放和责任可以加强它的正当性并浇灭腐败、通货膨胀和贫富悬殊所激起的日益强烈的愤怒;一个短暂的开放和负责并不意味着中国在朝向西方式的民主发展,而温家宝等领导人亲临灾区指导救灾、亲民爱民的举动像一个民主国家的政治家;中国政府在地震初期对新闻报道的开放姿态令人吃惊,但中国面对媒体的信息开放不是持久的而是前松后紧,三天全国哀悼日的最后一天,中国退回形象控制状态,转向了更加正面的报道

 

三、中国面子(形象)被贬抑的话语逻辑

 

显然,西方既存的对中国的偏见致使话语框架形成消极意义的偏向,这个话语框架又进一步维系着既存的偏见,贬抑着中国的面子(形象)。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看问题的人会为此进行辩护,认为西方的新闻话语生产在这里遵循的是 看门狗watchdog)原则,而看门狗”总是从揭示问题的角度建构新闻话语的,不能把它看作是对外群体的不友好。《卫报》驻京首席记者华衷(Jonathan Watts)在接受访谈时便说:媒体有很多功能,而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做一个‘看门狗’,努力发现社会中出现的错误,显示这些错误,并希望有人能改变它,因此,当我写报道时,我不是来写游记的,不是来说中国有多美好的。当我们写报道时,我们往往会去讲问题。我们更多的时候会写到中国的社会问题、环境问题,还有很多我们认为社会应该关注、应该改变的问题[42]。的确,如果把揭示问题本身看作偏见,那也只能是着眼于冲突、异常、负面、消极的“新闻的偏见”。从群体间交往的角度来考虑,偏见的产生其实并不在于新闻报道了什么问题,有多少正面或负面的新闻,而在于用什么话语来表达新闻,是否用刻板印象主导新闻话语。比如,“中国面对媒体的信息开放不是持久的而是前松后紧”,我们不能因其负面意义就判断其中有偏见,而是要观察整个话语是否由刻板印象所主导。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传媒话语框架的一个总体特点:报道汶川地震所带来的毁灭性破坏,以及在信息公开背景下救灾工作所显示的变与不变的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并把这一切纳入西方话语体系来表述,作为正面肯定的变化大多用“驯化的原则来报道,而作为负面否定的不变则用异端的原则加以评述。这样,整个话语结构依然免不了落入西方式的偏见——一种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遗产。

所谓驯化”(Cohen, Levy, Roeh & Gurevitch, 1996的原则,便是用西方的认知框架把难以认知的中国事件转换为意义载体,在中国的客观现实与西方的主观现实之间取得平衡(Berger & Luckmann, 1967)。比较典型的话语就是:一个短暂的开放和负责并不意味着中国在朝向西方式的民主发展,而温家宝等领导人亲临灾区指导救灾、亲民爱民的举动像一个民主国家的政治家。新闻话语顺着这种逻辑,便是以西方人所认定的面子(形象)来界定作为他者的中国。

所谓异端”(Sphere of Deviance的原则,就是把中国视为西方社会的一个邪恶的他者、视为相异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某种异端的报道策略,即完全不同于专业主义的报道策略——严格的客观平衡报道,而是以较大的主观性进行批判性报道,包括选择符合某种意识需要的侧面进行报道(Hallin, 1986: 117; 哈吉特、赵月枝,2005117),甚至使负面报道中国成为一种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比较典型的话语就是:地震灾害是社会主义制度终结的意象,中国领导人清晰地把他们救灾的努力与政权的稳固联系到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新闻话语已经完全为刻板印象所主导,只能形成对他者面子(形象)的贬抑了。

西方记者往往以新闻的“看门狗”角色来掩饰可能存在的偏见,华衷在接受笔者访问时则毫不讳言他作为西方记者的偏见:

“可以肯定的是,我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也一定会塑造我对中国的看法。我个人并不认为记者是客观的、中立的。我们都有我们的感情、背景和偏见,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偏见,我们必须努力做到公正,给双方同样的机会出现在报道中。而事实是,我们是有感觉的人。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会有自己的感觉,这种感觉会部分地影响我们的报道,虽然它不会改变整个报道,但是它确实是影响的一个因素。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对中国的认识总是不够真实”[43]

在涉及跨文化新闻报道时,西方记者的偏见常常表现为在没有获得全面、准确的信息的情况下,依据西方的认知框架和意识形态对他文化做出判断,进而由此形成对他文化的扭曲性看法。心理学依据认知是否歪曲和态度是否公正把偏见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认知或认识偏见(cognitive or epistemic prejudice),即社会知觉不符合社会现实;一种是道德偏见(moral prejudice),即社会知觉或态度偏离不同文化与群体间相互理解、沟通所需要的平等和公正原则(李淑臻,20076-7)。从西方媒体的地震报道过程来看,这两种偏见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西方记者的认知偏见主要由文化偏见与文化不适应、注重冲突性与对抗性的新闻价值观所引起,比如不能理解中国灾民的集体主义文化语境下的表述——“我们将依靠政府,通过主观推论,把它解释为依赖共产党的政治训练的结果而由于信息不对称或信息不透明,西方媒体对于那些尚未信息公开的领域则进行了“充分”的猜测,并着眼于冲突性与对抗性的表现。《卫报》在516日的报道中根据温家宝总理对着电话向军方生气怒吼的信息猜测,政府高层在救灾方针上存在不和[44]。《纽约时报》521日的报道也猜测,“中国的宣传机器似乎在周二(520日)重新实施了对国有新闻媒体的控制。”[45]猜测的导因是520日的中国媒体一致采用了严肃、黑白的页面并刊发不断重复的话语“中国,加油!”。根据现代心理学的理论,当面对不明确的信息的时候,人们会倾向于用与偏见相一致的方式作出反应,即便他们有意识地拒绝偏见(Devine, 1989)。相应地,当西方记者面对中国的不明确的信息的时候,特别是信息处于被封锁的状态的时候,他们更可能依照自己的偏见来进行报道。因此,信息封锁只能促进偏见的滋生和膨胀,越是封锁负面事件的信息,西方的报道就越是捕风捉影来强化他们的偏见。在缺乏全面、透明的信息的时候,任何人包括我们自己都难以摆脱受偏见束缚的心理机制。

西方记者的认知偏见往往还表现为以西方的意识形态为“透镜”来看中国的事件,呈现二元对立的思维:西方是自由、民主的,中国是封闭、专制的,并以此形成外部群体和内部群体的划分,简化对事物的多样性、复杂性的认识。这一点往往在对事实进行演绎归纳的时候显得比较突出。按照佩蒂格鲁(Pettigrew, 1979)归因理论的解释,人们如果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是负面的,当这个人是外部群体的成员的时候,人们倾向于将其行为解释为意愿性的(内在的)原因所致;而当这个人是内部群体的成员的时候,人们会将其行为解释为条件性的(外在的)因素所致。同样地,当行为人是外部群体成员的时候,其正面行为将会被归因于条件因素;当行为人是群体内部成员的时候则被归因于意愿性原因。中国作为西方世界的“外部群体”,政府积极救灾的正面形象被西方媒介归因为条件因素,即中国政府并不是真心要救助灾民,而是迫于政治形势不得不这样。

当西方记者进入由意识形态所造成的认知偏见时,他们对中国问题的感知或态度就开始偏离平等和公正原则,进入道德偏见的层面。其具体表现在于:偏离客观报道和揭示问题的过程,出于支配他者、意识形态霸权、种族歧视等目的制造片面性报道,如,在报道本国的灾难事件时,西方记者往往重点批评政府的救援工作迟缓,而看到中国的救援工作快速展开,西方记者则满怀政治道德优越感评论“中国仍基本是政府主导和控制的社会,中国人民主素养缺乏,只能依赖政府;当这种道德优越感发展成一种政治敌意的时候,又出现排斥他者、异端的表述,产生出前面所列的《芝加哥论坛报》的想象式话语:汶川地震是对中国政治基础的震动,设想古代迷信的中国人会问,“这些惊人的灾难,特别是一场可能造成五万人死亡的地震,是否可能昭示着共产党(政权)失去了古代中国所称的‘天命’——更高权力的政治授权”。

偏见的要义在于在没有获得全面、准确的信息的基础上对他文化做出的不理性的判断。新闻记者不能获得全面、准确的信息,不外两大原因,一是信息不明确或信息被“屏蔽”,不能充分接近并感知信息源;一是由于记者自己深陷于政治经济利益与文化冲突之中,从而以单一价值观选择、组合信息,“过滤”掉其它信息。前一个原因表明,新闻封锁只能加深西方媒体报道中的偏见,英国《卫报》驻华记者华衷认为,“封锁”的政策确实对于西方媒体的中国报道有负面的影响,记者将很难了解一个新闻的两面,封锁本身也将成为新闻[46]。后一个原因显现偏见之可怕并不在于信息不准确或认知的局限,而在于由于人性的弱点,记者参与建构并维持符合某种群体利益的权力支配体系。一些西方记者的道德偏见说明,西方对于中国的权力支配关系是高于对事实的全面感知的。如果在报道中仅仅只有认知偏见,并且像华衷那样承认存在偏见,那么,通过信息交流和文化对话,还有可能获得认识真相的多元路径。但是,道德偏见只生产敌意和愤怒,大大降低了信息交流和文化对话的可能性。

 

四、中国主流媒体选择性解码背后的面子协商

 

面对西方传媒的偏见,信息公开、多元交流、平等对话的确是上策,因为这样做既可能把偏见消灭于无形,又可能在偏见中认识他者、砥砺自我。但是,如果我们一厢情愿地要求西方媒介也要“正面报道为主”,否则便斥之为偏见或者“妖魔化”,那么我们自己便已深陷偏见之中了。出人意料的是,西方传媒的汶川地震报道对中国主流媒体产生了另类的“影响力”: 513日到616日,各大媒体无一例外地正面转述或者评价西方媒体的汶川地震报道,其中,《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卫报》、《芝加哥论坛报》分别被引述8次、6次、4次、2次。这些引述给人总体印象是,中国主流媒体在选择性地解读他者的话语中维护着群体的面子,进行着中西方之间的“面子协商”(Face-Negotiation)。那么,在话语解读和面子关切层面,这表现了怎样的问题呢?

从新闻标题来看,在对西方四家传媒话语的概括上都使用了具有积极意义的抽象语言,如感动世界、积极评价、高度关注、反应快速、令世界刮目、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空前透明、不辱使命、重写新生活、越来越成功、彰显自信中国形象。所有语言都偏向积极层面,把西方传媒的话语重组成新的话语,表现出单向性的话语重构:突出或放大他者对“我们”的行为的积极表述,模糊或遮蔽他者对“我们”的行为的消极表述,从而形成维护内群体形象的话语与他者话语的竞争关系。

在引述西方传媒话语时,中国主流媒体一概剥离具体的语境、上下文结构、文化价值、意识形态,以断裂式引述和概括式引述把西方传媒话语重组到自我群体价值导向的话语之中: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报道说,在中国全力应对最新发生的自然灾害时,“我们看到一个过去20多年来高度开放社会的高速运转”,并且还看到“中国领导人展现出的与外界接触的新面孔”( 新华每日电讯,2008.6.2

“相当充分的信息披露和高级官员的快速反应,与中国当年应对唐山大地震有巨大的不同。”美国《纽约时报》13日这样评论。(新华每日电讯,2008.5.14

《纽约时报》用“铺天盖地”形容新华社的报道,其评论称,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其中英文网站上大量报道此次地震灾难,定期更新灾情报道,其中包括最新伤亡数字。(人民日报,2008.6.2

英国《泰晤士报》14日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了中国政府的救灾工作和对地震灾难信息所持的开放态度,相信中国有能力和经验应对这场灾难。(新华社2008.5.15

 

显然,传统的对外宣传思路“过滤”了新闻引述,从而使西方新闻报道的意义发生根本性变化。把上述现象做一归纳,便是用西方意识形态编码的讯息被以中国意识形态的符码加以解码,暗合了艾柯(Eco, 1980)所说的自行解码(aberrant decoding),制造了西方传媒正面报道中国的幻象。这种解码方式使斯图尔特·霍尔(Hall, 1999: 508)所说的“协商式解读”(the negotiated reading)和“反抗式解读”(the oppositional reading)混合在一起,即在西方媒体有正面报道的元素包含在文本内的时候,承认其文本的合法性,但通过调整使解读适应自己的特殊社会需要,进而形成了与西方媒介文本的意识形态符码完全相反的解读,甚至连词语都转译成中国式的话语。这就导致了一种悖论:本来想借助他者的话语建构认同的力量,关切自我面子(形象),但是,由于抽去了语境,他者的话语所显现的正面意义到头来是一种虚假的意义,所谓他者的认同只是一种真实的幻觉。

在群体间话语互动之中,人们常常试图利用他者话语建构自我认同,这是合理的事情,因为认同(identity)的建构总是与他者的独特理解和认知相联系的,离开他者的理解和认知,自我认同就变成了自言自语,失去了意义。但是,完全用自行解码的方式来解读他者的话语,又会使认同变得虚幻起来,跨文化的面子协商便进入荒谬境地。

根据丁允珠(Ting-Toomey, 1988)的“面子-协商”理论,中国人所讲究的积极面子包括“要面子”(Face-assertion)和“给面子”(Face-giving)。“要面子”表示人们生活在群体当中,有被接纳被保护被包容的要求;“给面子”是鼓励、支持并满足人们对被包容被接纳被承认的需求。这种群体价值导向的文化处理冲突的策略一般是谋求“群体包容”,也就是通过不断的“给面子”,来满足人们的“要面子”,从而化解冲突。这种面子协商策略在中国文化群体内是有效的,一旦转移到与他者的跨文化面子协商,由于文化的差异,不能分享面子的意义,就无法在面子问题上沟通了。无论是感觉受到了西方媒体的伤害,还是选择性收集西方媒体的正面话语,这种谋求他者包容的“要面子”心理很难得到西方人的理解。这样做的结果让人啼笑皆非,似乎西方媒体一反常态,学会了中国人的面子协商策略,用“要面子”、“给面子”的方式化解文化冲突。

其实,要想进入与他者的面子协商,只有去弄懂他者的面子,也就是说,要想在西方新闻话语里建构自我的形象,还必须懂得西方式的面子协商方式——追求所谓消极面子,谋求“个体自治”,包括“挽回面子”(face-restoration),即要求自我的自由、空间,避免他人侵害个人的独立自治;“留面子”(face-saving),即表现出对他人自由、空间和某种孤僻的尊重。其处理冲突的策略一般是整合的、解决问题式的,或者通过竞争,谋求独断权威。它暗含的逻辑是,彼此都要保全面子、找回面子,只能订立契约;或者订立基本游戏规则,按照规则竞争;只要是按照规则竞争的,无论输赢,都有面子。因此,中国要想在西方新闻话语里找到面子,最有效的方式应该是,以西方的公平、正义、平等等竞争规则和新闻专业主义媒介规则来解读其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不是寻找西方赞许或批评了什么,而是体验西方的话语由什么东西所主导,在怎样的语境中构成,发现其中的矛盾与问题,通过实现西方式的消极面子,来得到中国式的积极面子。

如前所述,“面子-协商”理论存在简化东西文化、强化群体价值导向和个人价值导向的二元对立、忽视交往语境的缺陷,这样就难以动态地、全面地理解多样化的面子协商。其实,面子协商是在关系中展开的,随着面子观的相互交叉和相互借用,自我认同会发生多样性的变化,某些变化会形成新的面子和主体间的共同面子。中国媒体的选择性解码通过突出或放大西方媒体对“我们”的行为的积极表述,模糊或遮蔽西方媒体对“我们”的行为的消极表述,从而形成维护内群体形象的话语与他者话语的竞争关系,表现出用西方话语对抗西方的宣传策略,与批评西方媒体歪曲报道中国一样,呈现了抗拒性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即表达对排斥中国的西方话语的排斥,从而维护自我形象,加强自我认同。与此同时,它还显示了另一种意义:它生产意识形态认同的同时,也内涵对于信息公开、开放社会的认同,预示出对于制度创新的合法性认同(legitimizing identity);在重点引述的“公开透明开放态度等词语背后,隐含着规划性认同(project identity),即对政治文明转型的规划[47]这便是在中西文化交往中产生的新面子,也是中西方之间的共同面子。中国媒体一旦认同这样的新面子和共同面子,就意味着要以开放的态度面对西方媒体的报道,多侧面、多角度、立体地引述西方媒体的报道,把这些报道作为一面镜子,审视自我,同时又清晰地呈现被刻板印象所主导的话语,这样就有可能挽回面子,让那些从事扭曲性报道的西方记者失去面子。

相比较而言,网民对西方报道的反应比中国主流媒体要清醒一些。笔者对强国论坛(513日到613日)进行不完全搜索,发现谈论西方传媒汶川地震报道的帖子共49条,这些帖子表达了多样的观点(考虑到有些帖子可能被删除,观点应该更加多样)。其话语类型包括:

警醒式:“不要夸大并陶醉于西方媒体的‘好话’。

怀疑式:“人家一两句中听的话就让我们一些人感到很爽。我根本就不信西方媒体那有色眼镜这么容易摘下,除非它不是西方媒体”;

反省式:“央视每每都要引用西方媒体评论来肯定我国人民的成绩,是一种不自信的不负责任的表现”。

然而,这里依然缺少的是对西方式面子的理解。只有自我面子关切而无他者面子关切,“我的面子”就只能是一种自我慰藉、自我封闭的产物,国民的文化心灵就呈现出脆弱、敏感的一面,无力解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中西方的权力支配关系。

 

五、结语:在文化开放的语境中建构自我形象

 

根据本文的论证,人们在表述外群体时,总是习惯于把对外群体行为的理解纳入自己的话语框架,在积极与消极意义上都形成了由刻板印象所主导的理解。无疑,这是群体间交往的障碍,亦是开放社会面临的挑战。西方人倡导平等、自由、博爱几百年,依然摆脱不了西方式的偏见,深受种族主义、东方主义话语等偏见的困扰,主要原因在于,西方的权力与利益遮蔽了开放的心灵,现代性强化了西方与东方之间的权力支配关系。中国开始走向信息开放,也始终把西方作为一个参照系,但与此相应的心灵开放还没有真正形成。中国媒体对西方新闻的选择性解读要么排斥消极报道,要么回避消极报道,把西方新闻话语置换为单一的积极话语,最终落入封闭的话语体系,让他者话语服从于中国的心情,既看不清他者,也不能由他者反观自我,这样就断裂了中西方的交往关系,回到了封闭的自我。

按照本文的论述,群体间交往是一个社会性的互动过程,群体间话语偏见所呈现的消极意义和积极意义不是由语言和话语界定的,而是在维护自我形象和寻求他者认同的过程中生产的,或者说是在群体间的“面子协商”中流动的。这就是说,面子总是在关系中建构的,维护自我形象和寻求他者认同必须在关系中进行,必须感知他者话语的具体语境、上下文结构、文化价值、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可以解构由刻板印象所主导的话语,另一方面又可以在文化开放的语境中认知自我,建构自我形象

政府信息公开、媒体自由报道是中国开放自我、创新自我认同的重要条件,也为西方媒体展现了一个相对明确、丰富的信息环境,从而形成了减少偏见的可能性。但是,由于人性的弱点和权力的博弈,偏见将自始至终伴随人类,中国人能做而又应该做的是,与差异同行,坦然面对偏见,把西方人的偏见当作是自我创新、超越自我的激励,而政府和媒体又通过全面、公开的信息传播,增加中西方民众间的频繁接触与了解,努力消解偏见,在理解与沟通中让人类恢复自己的道德力量,这样才能建构处在交往过程中的中国面子(形象)。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方传媒的社会控制研究”(04JJD860002)研究成果,感谢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的肖小穗副教授给予本文的重要启发。

作者:单波,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珞珈学者特聘教授;刘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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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Jenkins, Simon (2008, May 14). As Burma dies, our macho invaders sit on their hands. The Guardian, pp. 29.

[2] Jenkins, Simon (2008, May 21). The world and its media are playing the dictators' game: Heroic Chinese rescuers and quake survivors lead the news. The Guardian, pp. 35.

[3] Jacques, Martin (2008, June 11). As China 's power grows, the diaspora starts to flex its worldwide muscle. The Guardian, pp. 31.

[4] Branigan, Tania and agencies (2008, May 13). Thousands die in China quake. The Guardian, pp. 1.

[5] Magnier, Mark & Barbara Demick (2008, May 13). Quake ravages China: Thousands killed, children trapped as buildings tumble. Chicago Tribune, pp. 1.

[6] Ang, Audra (2008, May 28). Chinese flee threat of floods: Looming rainy season adds to risk in quake 's wake, prompting evacuations. Chicago Tribune, pp. 12.

[7] MacArtney, Jane & Sophie Yu (2008. May 17). March of death leaves its scars as countryside becomes a giant grave. The Times, pp.41.

[8] Osnos, Evan (2008, May 15). Scrambling for refuge amid ruins - Clothes, medicine, food go short as China strains to cope with a flood of earthquake survivors. Chicago Tribune, pp. 1.

[9] Branigan, Tania (2008, May 22). Survivors look to rebuild their homes and lives. The Guardian, pp. 28.

[10] Hooker, Jake & Jim Yardley (2008, May 13). Powerful Quake Ravages China, Killing Thousands. New York Times, pp. A.1.

[11] MacAskill, Ewen (2008, May 13). Bush offers to share spy satellite data as Europe stands by with aid. The Guardian, pp. 4.

[12] Branigan, Tania (2008, May 13). Surrounded by death, survivors fear more shocks: Beijing mobilises 8,000 troops as rescue effort intensifies. The Guardian, pp. 4.

[13] Times (2008, May 14). Seismic Shift: China responds to disaster with compassion, Burma remains criminally negligent. The Times, pp. 16.

[14] Campbell, Duncan & Agencies (2008, May 14). Authorities coping with disaster without need for outside help. The Guardian.

[15] Macartney, Jane (2008, May 13). Olympic pressure helps to foster a caring response. The Times, pp. 7.

[16] French, Howard W. & Edward Wong (2008, May 16). In Departure, China Invites Outside Help. New York Times, pp. A. 1.

[17] Magnier, Mark & Barbara Demick (2008, May 13). Quake ravages China: Thousands killed, children trapped as buildings tumble. Chicago Tribune, pp. 1.

[18] Osnos, Evan (2008, May 18). A jolt to China's bedrock. Chicago Tribune, pp. 13.

[19] Branigan, Tania (2008, May 14). Desperate rescue effort at bank that dissolved into ground like a slab of melting butter. The Guardian. p. 2. 原文:The couple had little water and not much food, they said. They also had nothing but praise for the rescue effort.

[20] Lee, Don (2008, May 24). China orders cities to give aid: Wealthier provinces to help quake victims. Chicago Tribune, pp. 15.

[21] Jacobs, Andrew (2008, May 14). Quake Toll Rises: China Struggles to Reach Victims. New York Times, pp. A.1.

[22] Jacobs, Andrew (2008, May 21). In Quake, Apotheosis of Premier "Grandpa". New York Times, pp. A.6.

[23] Macartney, Jane (2008, May 24). Can the new, open China outlive the huge relief effort. The Times, pp. 46.

[24] Jacobs, Andrew (2008, May 14). Quake Toll Rises: China Struggles to Reach Victims. New York Times, pp. A.1.

[25] Macartney, Jane (2008, May 24). Can the new, open China outlive the huge relief effort. The Times, pp. 46.

[26] Yu, Sophie (2008, May 19). In sleek cars and "I love China" T-shirts, a new people's army pours out to help victims of the quake. The Times, pp. 33.

[27] Yardley, Jim & David Barboza (2008, May 20). Many Hands, Not Held by China, Aid in Quake. New York Times, pp. A. 1.

[28] Watts, Jonathan (2008, June 10). Tragedy brings new mood of unity: Government wins praise for reaction as the young lead surge in patriotic sentiment. The Guardian, pp. 15.

[29] Macartney, Jane (2008, May 13). Olympic pressure helps to foster a caring response. The Times, pp. 7.

[30] Jacobs, Andrew (2008, May 14). Quake Toll Rises: China Struggles to Reach Victims. New York Times, pp. A.1.

[31] Borger, Lulian (2008, May 17). Beijing open to foreign aid and scrutiny in wake of tragedy. The Guardian, pp. 26.

[32] Macartney, Jane (2008, May 24). Can the new, open China outlive the huge relief effort. The Times , pp. 46.

[33] Macartney, Jane (2008, May 26). A seismic shift in China's relations with West. The Times, pp. 2.

[34] Macartney, Jane (2008, May 24). Can the new, open China outlive the huge relief effort. The Times, pp. 46.

[35] Watts, Jonathan (2008, May 24). Quake patients face transfer as hospitals struggle to cope. The Guardian, pp. 22.

[36] Foreman, William & Anita Chang (2008, May 22). China in image-control mode: Reins in reporting, vows rebuilding funds. Chicago Tribune, pp. 20.

[37] Guan, Han (2008, June 4). Chinese quake outcry silenced. Chicago Tribune, pp. 15.

[38] French, Howard W. (2008, May 21). Rescues Continue in China, but Focus Is Shifting to the 5 Million Left Homeless. New York Times, pp. A. 16.

[39] Jacobs, Andrew (2008, June 2). Parents of Quake Victims Protest at Ruined Schools. New York Times, pp. A. 9.

[40] Watts, Jonathan (2008, June 10). Tragedy brings new mood of unity: Government wins praise for reaction as the young lead surge in patriotic sentiment. The Guardian, pp. 15.

[41] Watts, Jonathan (2008, June 13). Chinese media blocked as parents seek justice over collapsed schools. The Guardian, pp. 26.

[42] 华衷(Jonathan Watts)在武汉大学的演讲:一个外国记者如何报道中国,200842

[43] 华衷(Jonathan Watts)给作者的电子邮件,2008729

[44] Watts, Jonathan (2008, May 16). Government appeals for rescue equipment as time runs out to find China quake survivors. The Guardian, pp. 21.

[45] French, Howard W. (2008, May 21). Rescues Continue in China, but Focus Is Shifting to the 5 Million Left Homeless. New York Times, pp. A. 16.

[46] 华衷(Jonathan Watts)给作者的电子邮件,2008729

[47] 关于这三种认同的概念可参见:(美)曼纽尔·卡斯特(2006):《认同的力量》(第二版)。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6-7页。本文做了重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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