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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进展述评(2007年)

发布者:跨文化传播学术网 发布时间:2011/1/1 16:04:47    阅读:1295

 

单波、肖珺:《2007年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进展述评》,《海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年度报告 2008》,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我们与他者如何交流的问题,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误解如何形成的问题,以及交流如何跨越性别、国籍、种族、民族、语言与文化的鸿沟问题。这些问题显然不只是意味着纯粹的学术兴趣,而是同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东方主义、文化霸权主义与文化割据主义、性别主义、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群体间语言偏见等人类处境有着极其深刻而广泛的联系。这就使得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在现实的关切之中把思想的触角伸向变化无穷的文化矛盾与冲突,同时又在对核心问题的探究之中创造着学术传统,在学科交叉融合的多样化尝试之中拓展着思维的空间。2007年的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在延续这一总体特征的同时,又对某些理论、方法和问题进行了创新性思考。

  一、2007年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背景与概貌

近些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面临的是新的时代背景:全球信息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电子网络社区的形成、全球和区域经济组织与跨国公司的作用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民族国家、信息技术对军事冲突的控制能力增强、大规模的移民、急速推进的城市化、网络技术和自然语言的结合、全球文化市场扩张、国际品牌的形象认同。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迫切需要寻求调适文化差异或文化冲突的策略,西方社会迫切需要跨文化传播知识与能力的提升,特别是跨文化冲突管理、跨文化营销等方面成为热点需要,以致被纳入大学的跨文化传播教学的课程体系之中。
时代需要和现实关切始终是推动学术研究的最大动力,这一点对于跨文化传播研究也不例外。除了传播学者,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文化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学者也不断向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积聚。这些研究力量集中在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同时又大多集中在欧美十大跨文化传播杂志:《人类传播研究》(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传播杂志》(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欧洲传播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全球媒介与传播》(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媒介、文化与社会》(Media, Culture & Society)、《传播调查杂志》(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国际跨文化关系学报》(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跨文化传播季刊》(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和《语言与跨文化传播》(Language &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本文所检索的150篇论文作者所感知的时代背景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被商业力量推动的全球化更迫切地寻找新的落脚点和确定性。移民在全球范围内更快速地迁移,国际间工作的劳动力转移,以及公司间的跨国合并,都使政治利益、经济市场卷入并加剧了文化间论辩。同时,全球化带来的一些产物,例如商业,贸易,移民,人权等等使得一些欠发达国家被“边缘化”,其中就包括一些穆斯林国家,在这些穆斯林国家里很大一部分年轻人被剥夺了发展机会,他们充满了挫折感,因此,他们将文化差异性作为合适借口去发泄他们满腔的怒火。
第二,种族主义、宗教矛盾与文化冲突的不退反增迫使文化多样性面临更多的困难。以阿拉伯世界为例,他们面对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受阻、地区冲突和大国干扰等重重困难,促使宗教回归心理构成了当今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广泛社会基础,同时,在传统宗教复兴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宗教极端现象。多元文化主义所伴随的危险是特定少数族群被极端思想所劫持,文化与宗教上的极端主义将意味着多元文化宽容主义的终结,因为人们思考问题总是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一旦产生争执,人们往往更关注百分之五的分歧而忽视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共识。所有这些无疑加剧了文化多样性空间的消失。
第三,文化帝国主义与媒介帝国主义的盛行则加剧了文化间的疏离与敌视。虽然,跨文化传播研究视角经历了从帝国主义传播的单向流动向世界范围文化流动的历史转向,研究者对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文化混合、冲突现象有了更深入的观察和思考,但人们还是无法阻止媒介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两位经济学家的最近研究结果甚至认为,媒体的聚焦与日益增加的恐怖活动彼此相关。他们声称:有两类人从恐怖袭击中受益,一个是恐怖分子,而另一个则是媒体。 铺天盖地的媒介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拉大了文化间的疏离与敌视。
第四,新媒体加速了跨文化事件的全球传播。当今世界彼此互联,以至牵一发而动全身,新媒体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导致事件发生的因果之间几乎没有间隔。这不仅为跨文化交流带来积极影响,也同时服务于使用暴力者,手机、互联网、实时媒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暴力事件在世界范围内几乎同时发生的机率。
本文对150多篇论文进行了深入的内容分析,发现2007年西方跨文化传播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
第一,对跨文化传播基础理论的反思。比如,强调文化多样性作为核心价值的重要性(Divina Frau-Meigs);传播内容在多种族组织中的角色(Aloyse A. Dinsbach, Jan A. Feij, & Reinout E. de Vries);文化适应战略在现实矛盾中的使用(Christelle Maisonneuve&Benoit Teste, Christelle Maisonneuve& Benoit Teste);跨文化能力的提出与发展(Stefanie Rathje);群体间接触理论的历史与现状(Thomas F. Pettigrew, Oliver Christ, Ulrich Wagner, Jost Stellmacher)等。
第二,深入分析语言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功用。如,自我解释和间接交流间的关联(Barbara C. Schouten);跨文化话语分析(Bettina Heinz);英语的语言霸权(Christof Demont-Heinrich);中国语言翻译中的权力不对等(He Xianbin),外语学习中的跨文化意识(Hubert Korzilius, Andrew van Hooft, & Brigitte Planken)等。
第三,在不断加剧的种族、宗教纷争研究文化身份认同。这一研究特别集中在西方国家的阿拉伯裔族群,2007年,这一研究呈上升趋势。比如,媒介如何造成阿拉伯人的敌对性感知(Yariv Tsfati);在美国的阿拉伯群体身份认同(Saskia Witteborn);宗教纷争与言论自由间的关系(Kumaralingam Amirthalingam)等。
第四,跨文化管理新现象、新难点。如,文化价值尺度在领导能力塑造过程中的相关度(Azize Ergeneli, Raheel Gohar, & Zhanar Temirbekova);人际冲突中的文化管理战略(Banu Cingoz-Ulu, & Richard N. Lalonde);劳工国际移动中的文化问题(Colleen Ward, & Anne-Marie Masgoret);在俄罗斯的欧洲广告形象(Edgar Hoffmann)等。
第五,技术运用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角色。如,软件使用技巧在传播课程中的作用(Anita S. Mak, & Kirsten Buckingham);以巴学生间的网络在线辩论(Donald G. Ellis, & Ifat Maoz);影视在跨文化教育中的独特角色(Louise C. Wilkinson)等。
第六,跨文化教育研究日趋多元。如,海外学习的亚洲本科生跨文化交流问题(Chan-Hoong Leong);商业毕业生中如何建立国际化思维(Claude Marcotte, Jocelyn Desroches, & Isabelle Poupart); 海外交换学生面临的文化距离问题(Irina Galchenko, & Fons J. R. van de Vijver.)等。
第七,健康传播、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主题多样。如,关于移民劳工所受的失控心理的威胁(Eran Halperin, Daphna Canetti-Nisim, & Ami Pedahzur);身份认同在国际学生心理安定中的角色(Eura Jung, Michael L. Hecht, & Brooke Chapman Wadsworth);公共健康信息传递的多样化问题(Margaret A. Brunton)等。
第八,小众群体文化权益研究增加。如,移民中少数族群的跨文化整合(Catalina Iliescu Gheorghiu);偏见、性别等因素对人权问题的影响(Edward Dunbar, Megan Sullaway, & Amalio Blanco);拉丁美洲同性恋的互联网政治(Elisabeth Jay Friedman)等。
此外,2007年还出现了几篇研究军队跨文化现象的论文,比如,军事中多元文化的紧张状态(Femke Bosman, Rudy Richardson, & Joseph Soeters);对军队中可以接受的死亡现象的比较研究(Joseph L. Soeters, Coen E. van den Berg, A. Kadir Varoglu, & Unsal Sigri)等。

  二、2007年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若干创新

  1. 跨文化传播基本概念的新思维

  随着人口流动、权力斗争、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变化、以及文化研究和人类学研究的发展, 跨文化传播研究正承受着国际化的压力。面对如此繁复、激烈的跨文化现实,现有的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同化(assimilation)、整合(integration)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世界主义(cosmopolitanlism)等概念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进而促使学界对这些基础问题予以质疑和反思,2007年跨文化传播理论在相关概念研究中的新思维由此产生。
(1)从文化间性的角度更新跨文化能力概念
跨文化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概念一直是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聚焦点之一,虽然产生了许多描述跨文化能力及其发展的类型,但现有研究缺少“跨文化能力”的统一定义。有的学者认为,跨文化能力概念可以区别为“列表型”和“结构型”(Bolten,2003/2006),“列表型”将跨文化能力理解为对“分开的能力”的罗列,包括抗压力或同情心,“结构型”则把跨文化能力当作一种过程系统。另有研究认为,跨文化能力应将认知力和行为尺度融入更大的跨文化能力框架(Gersten, 1990)。还有学者提出了环境互动型的概念,强调互动发生的环境或某种文化间交流情况会造成当事人的相互依赖(Thomas, 2003),从而改变跨文化能力。另有心理学家说,研究的目的应是增加跨文化能力概念的一致性,同时保持其现实的应用意义(Alexander Thomas,2003)。
德国学者拉思杰(Stefanie Rathje)的论文《跨文化能力:一个有争议的概念的现状和未来》分析了研究分歧产生的原因。首先,一些概念过于强调效率型的跨文化能力,而忽视了有效人际互动的重要性;第二,有些研究忘记了这样的矛盾现象,即某些有外国经历的人更能胜任其他不熟悉的文化环境,因此在研究中应该观照文化具体能力(Culture-specific competence);第三,当跨文化能力的定义被缩小为达到实际目标的手段,那么就会不可避免地依赖于所有可能的行动能力(action competence),这会导致跨文化能力研究陷入对行动能力的宽泛研究中;第四,一些研究将跨文化能力界定在不同国家个人的相关场景下,这会导致该术语的研究可能过滤存在于国家内部的文化间问题,因此不能区别“国家间”和“国家内”的跨文化能力情况;第五,有些研究描述了具有各自不同文化的群体的个体成员之间的互动,这种“微小层次”研究可能会削弱对群体间文化互动(Inter-collective interaction)的思考。最后,拉思杰认为还有一个争议的来源是在跨文化能力的环境里怎样理解“文化”这个词,有些研究方法虽然不否认文化的变化甚至抵触,但其主导观念认为文化自身是一群人类表现的统一性(coherence);还有的研究方法强调文化内(可能是国家内)的差异,并采纳文化内固有矛盾的提法,但对其关键的明显的一致性却没有满意的解释。
基于对研究差异性的思考,拉思杰提出,作为适合观察跨文化能力的文化定义,它必须考虑进文化的内部区别,但同时不能忽略它显著的一致性。作为进一步考虑的基础,应努力形成一个可接受的、容纳区别的文化定义,应为文化凝聚力提供一个可行的解释,尽管存在内部的不一致。基于文化被理解为人类团体中现存的、以对人类团体间固有差异的了解而导致的凝聚力为特征的能力,拉思杰建构了一个新的概念:跨文化能力可被定义为文化普遍的技能。这种技能为来自不同人类团体的人的互动所必需,这些人由于对他们之间的差异范围相互不了解而经历陌生感,跨文化能力作为一种技能,通过制造熟悉感而创造文化以及因此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凝聚力,从而使他们实现相互作用的目标。
这篇论文为人们理解“跨文化能力”乃至“文化”本身提供了新视角,提出了具有理论反思意义的问题:跨文化能力的目标是什么?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既定概念还是与文化具体相关的动态概念?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跨文化能力?怎样理解文化才形成跨文化能力的基础?文化作为人类普遍的能力,其显著的凝聚力不是建立在文化一致性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们对文化的熟悉及对内部差别认识的结果之上。这样“文化间性”会以在差异的具体形式中的不确定或方向迷失为特征,文化间互动也应被看作是来自不同群体的个体间的互动,这些个体因为彼此间不协调的“区别系列”而经历了方向迷失和不适应。相应的,跨文化能力就被理解为带领人们走出谜团、创造凝聚力的技能,它有可能转变短暂的、不确定的文化间冲突至文化间的结合,通过文化间互动再次蜕变成文化本身。
(2)在新的社会生态调查方法中审视文化适应策略
在欧洲,移民现象和整合移民者的方法从来都是一个颇受争议的话题,绝大多数国家政府也都设立了有关部门专门处理这方面的问题,社会科学领域也从多个层面着手这方面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起,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就出现了对文化适应概念及相关理论的探讨。现有理论一般将文化适应策略(acculturation strategies)分为:融合(integration)(保持文化身份并与东道国社会保持良好关系);同化(assimilation)(只认为与东道国社会保持良好关系重要);分离(separation)(只认为保持自身的文化传统重要);边缘化(marginalization)(结果两者都不重要)共四个方面 。而社会感知研究认为,东道国人群对移民者的评定主要集中在热情(warmth)与能力(competence)这两种群体评价尺度(Fiske et al., 2002;Zarate et al., 2004)。面对以上认知,法国雷恩大学社会职业系的Christelle Maisonneuve和Benoit Teste两位学者在《本土社群对文化适应的看法:谈移民者的文化适应策略对评定和印象形成方面的影响》 一文中,就本土社群对移民者文化适应策略的认知与评定进行了调查研究,他们通过对法国本土人群进行的两项调查,结合上述两个结论,试图研究移民者对文化适应策略的选择与采纳是否影响了本土社群对他的评定。
作者设计的两项调查包括:社会心理层面、跨文化层面,以此考察法国本土社群如何评定采纳了不同文化适应策略的移民者。在提及这样做的原因时,他们指出,这与现有的文化适应理论和政府战略有关。现有研究中,以贝里(John W. Berry)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最主要的文化适应层面是通过不同的综合政策对移民者进行有区别的管理,比如大熔炉(the melting pot),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种族隔离(segregation)和闭关政策(exclusion) 。跨文化心理学家则将兴趣放在了移民者该如何适应东道国的文化上面,东道国的人民大众又该如何认识移民者。在法国,最主要的争辩则集中在同化主义(assimilationism)与共产主义社会论(communitarianism)之间(Bouchet, 2000; Todd, 1944)。其他的研究者则站在一种更为温和的立场,围绕着多元文化主义进行讨论。法国的官方政策提倡移民者融入本土社群之中,这与贝里所定义的大熔炉政策是一致的,不过,在他最近的论文里,贝里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法国的同化政策是否与大众的态度一致呢 ?与上述研究不同,社会心理学家把兴趣放在了群体感知(perception of groups)、刻板印象(stereotype)、偏见(prejudice)和歧视(discrimination)等方面(Bourhis & Leyens, 1999; Doise, 1979; Leyens, Yzerbyt, & Schadron, 1996)。他们使用分类研究的方法,结合不同的人群,探寻刻板印象的准确特性(Katz & Braly, 1933)。直到现在,社会心理学家才开始将这个领域的研究与个别群体联系起来。格里克和福斯克(Glick and Fiske, 2001),福斯克、库迪、格里克和徐(Fiske, Cuddy, Glick and Xu, 2002)都认为很多刻板印象的内容都具有一种矛盾的性质,所以也谈不上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社会心理学家们的共识在于,本土人群对移民者的刻板印象通常都可划分为两个方面的特性——热情和能力——而他们所研究的群体也与这两种特性联系起来。
作者根据贝里的理论,采用了范•奥登霍温等人(Van Oudenhoven, Prins & Buunk, 1998;Van Oudenhven, Ward, & Masgoret, 2006)提出的情景调查方法,即:根据贝里所提出的四种文化适应策略模式(即融合,同化,分离,边缘化)设置一系列情景问卷,让本土人群对此做出情感化或标准化的评估。在法国,未曾有人运用过范•奥登霍温的情景调查方法,本文作者为了以一种更适当的、更加符合社会生态学的方式来调查本土人群对移民者的感知,选择了情景调查方法。此外,在进行情景调查的过程中,作者纳入了热情和能力两大群体评价尺度,以及国籍和种族因素。
论文揭示出三大调查结果:第一,参与调查的法国本土人群都倾向于通过移民者接受本土文化的程度来给予其正面评价,而不喜欢那些更多保留自己原有文化的移民者。不过,在四种策略的选择方面还是存在细节上的区别,比如,在某些情景下,选择“融合”策略的比率和选择“同化”策略的比率一样高。这表明法国社会的标准化政策还是较为宽容的,也就是说,被本土人群所接受的移民者,除了接受和适应东道国文化之外,还是可以对保留自己原有的文化因素报以期望。第二,有关热情和能力两个评定向度的调查显示,无论移民者是保留原有文化还是接纳东道国文化,都可能与热情向度有关,而只有接纳东道国文化的移民者的行为才与能力向度有关,这表明适应东道国文化的移民者较为容易被本土人群所接受。第三,在使用情景调查方法时,接受调查的人群多会根据文化适应的实际情况进行判断,而不是移民者的国籍或种族因素。作者总结说,从理论上讲,法国目前所倡导的移民者同化政策是无法鼓励法国社会对文化多样性的表达和尊重的。事实上,这种同化政策极具单向性,它完全瞄准了一个方面,没有给多元文化主义和跨文化主义留有足够的空间。虽然在这次调查中,本土人群表达了拒绝文化分离的态度,但这并不能作为对同化政策的辩护。根据这次调查研究,作者认为既然移民者一直在努力适应东道国的文化,法国本土人群也应该更加尊重和宽容它种文化。
文化适应策略在法国社会体现出的冲突表明一个现实,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之间保有差距。一方面,全世界移民人数的增加以及史无前例的跨国交往机会加快了新移民文化适应的速度,跨民族主义给移民在新国度的生活提供了更加宽广的选择余地,“多元文化意识形态”(multicultural ideology)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多元文化社会的身份认同问题依然尖锐,新移民也许很容易在食物、语言、服饰、习惯等方面融合和同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身份的重构和文化遗产的继承。此外,东道国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同化政策也很难推动新移民从文化适应迈向身份认同。
(3)群体间接触概念的深度剖析
1954年,奥尔波特(G. W. Allport)在其《偏见的天性》 读本中首次提出了群体间接触(Intergroup Contact)假设。其后,群体间接触理论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快速发展期,仅在1986年,就出现了大概几百篇关于群体间接触理论的论文。布朗(R. Brown)、休斯顿(M. Hewstone)、佩蒂格鲁(Thomas F. Pettigrew)等学者将奥尔波特的假设发展成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Brown & Hewstone, 2005; Pettigrew, 1998),他们的论著显示了群体间接触理论对丰富多样的各种群体的适用性,并确证了一个基本论点,即群体间接触能够有效地消除群体间偏见(Pettigrew & Tropp, 2006a)。
目前,群体间接触理论发展迅速,它在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努力下扩展了很多新方向。首先,理论适应的对象已经从少数族裔与种族扩展到其他群体,其他类型的群体包括基于年龄差异,性取向而结成的群体,记忆、残疾或者智障群体。第二,研究发现,拥有外群体朋友除了能够减少偏见还有其他的积极影响,比如在饱受冲突折磨的北爱尔兰进行的大量研究表明,即使在引发教派暴力冲突,势不两立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群体间友谊也能创造信任与宽容。这表明,相比其他,跨群体友谊的参与者一般都会更认同外群体的相异性(Voci & Hewstone, 2003)。第三,跨群体接触,尤其是友谊能够使一个人移情于外群体,采纳他们的观点。因为这种新的观点,对外群体的偏见开始缓释。而当内群体的威胁感与焦虑感减少时这种调解也会起到主要的作用(Blascovich, Mendes, Hunter,Lickel, & Kowai-Bell, 2001; Paolini, Hewstone, Cairns, & Voci, 2004; Pettigrew, 1998;Stephan, Stephan, & Gudykunst, 1999; Stephan et al., 2002; Voci & Hewstone, 2003)。最近,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推翻了早期理论家们的一个观点。早期研究认为,群体间接触有利于了解外群体,对外群体的新认知反过来有助于减少偏见。但最近的分析表明,这种新认知对调解群体间偏见的意义并不大,它们更重要的是发挥了移情与观点采择的作用。
美国加州大学圣鲁兹分校社会科学二部心理学系学者佩蒂格鲁(Thomas F. Pettigrew)一直是种族偏见研究的先锋人物,长达40多年来,他在研究针对移民的偏见形成机制的领域获得很大的成就,他在群体间接触方面的探索使得这方面的研究得以在直接与间接接触的研究方向取得了更大的发展。2007年,他与来自美国、德国的研究伙伴共同发表了《对直接和间接群体间接触如何影响偏见的规范阐释》 。文章的分析基于一个针对16周岁以上的德国成年人的、大规模随机样本电话采访,作者设计了两种人群表来测量偏见,一是关于外国人,另外一个是关于穆斯林,因为,在德国人看来,土耳其移民工人构成了生活在德国的外国人的原型,他们当中的大部分是穆斯林,2003年,约734万德国居民被正式确认为外国人,而土耳其血统的外国人为188万人。他们的调查获得了令人吃惊的发现:间接群体接触(Indirect Intergroup Contact)(有一个有外群体朋友的内群体朋友)可以达到直接群体接触(Direct Intergroup Contact)(自己有一个外群体朋友)消除偏见的水平。研究发现,这两者关联非常紧密,并且都与针对生活在德国的外国人和穆斯林的偏见负相关。此外,这两种接触模式皆由相似的社会与个人人格变量塑型。在威权主义极力规避接触的情形下,接触的机会显得尤为重要。威胁感也能左右群体接触对偏见的影响,但文章同样发现,直接、间接两种接触方式之间存在相异性,直接接触与个人和集体威胁感都负相关,间接接触同样与集体威胁感负相关,但与个人威胁感关联甚微。
这一研究支持了群体间接触中间接接触的重要性,这与前述的北爱尔兰案例所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佩蒂格鲁等人的研究贡献在于,他们发现有外群体朋友的内群体朋友与偏见的相关度是消极的,也就是说,间接接触的效果与直接群体间接触并无二致,而且,直接与间接接触难解难分,群体间接触的这两种形式高度相互关联,它们共同具有相似的社会定位和人格指数,并且增强了偏见预测。这一最新研究还反映出群体接触中社会背景和它的规范结构的重要性,比如,研究发现了威权主义者是如何规避群体间友谊接触的,但同时,目前的数据赞成将群体间接触理论施用于更大的社会与规范框架。简而言之,论文表明群体间接触在减少群体间偏见的实际重要性远比人们目前所承认的要大得多。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最新研究结果相当乐观,但仍揭示出群体间接触理论遭遇到的现实困境。首先,由于移民在德国很难获得公民权,这使得群体间接触在对外国人食物、艺术等方面的文化改变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但这种友谊模式在超越令人生畏的官方和文化壁垒时势必遇到困难;第二,“外国人”(foreigners)作为一个群体概念本身正在受到挑战,全球化衍生的移民现象和多元文化环境使得判断“外国人”变得困难,比如,该文所谓的参与群体间友谊的“外国人”实际上是第二代,甚至可能是第三代移民,他们是德国学校的产品,说着流利的德语,在很多方面都已被德国文化同化,在此背景下讨论偏见的产生和消除可能需要考虑新的研究变量。

  2. 语言在跨文化传播建构中的新意义

  语言作为跨文化传播的必备要件是文化旅行的载体,在构建、传达话语体系的同时,自身也成为维持、复制和巩固跨文化传播体系的主体。在跨文化传播的进程中,语言不仅会消弭“陌生人”困境,还会造成人们新的焦虑和不确定性。因此,对语言在跨文化传播中意义的描述、理解和反思一直是西方跨文化研究的主要议题,2007年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现象。
(1)跨文化叙事中的身份认同
语言之间通过翻译实现彼此沟通,但沟通是否必然带来彼此的理解呢?戴维•潘(David Pan)等人直率地提出,跨文化叙事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跨文化叙事拥有“象征”和“审美”的性质,前者是由任意的符号所构成,后者由审美机制所构成。跨文化叙事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符号系统具有文化的特性,它构成了认知的结构,所以不同的符号系统就会导致对世界的不同认知。另一方面,跨文化叙事作为两种文化共同的叙事的确不可能,但一种叙事却具有通过翻译,以不同的功能在多种文化之间拥有扩散的能力。换句话说,叙事的知识意义在翻译过程中有可能丢失,但它却能保留情感意义,虽然与原叙事所承载的情感意义有所不同。一个单一的叙事在任何情况下永远是单一文化的,也就是说它永远只能在单一的文化语境下行使其功能,获取其意义,因此,跨文化叙事就成为不可能 。2007年,西班牙学者塞尔(Joathan P. A. Sell)在其论文《跨文化叙事的隐喻基础:对戴维•潘的回应》 中质疑了上述结论,作者认为跨文化叙事是可能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隐喻模式作为解决跨文化叙事的有效工具。
作者阐释了类比的知识过程(intellectual process)和移情的情感过程(affective process)是如何使跨文化叙事的初始变化被吸收成为读者特有的文化观念系统的一部分。这种吸收并不意味着跨文化叙事不再具有跨文化的特性了,因为如同所有的叙事一样,完全的理解而带来的完全的吸收是不可能的。文章认为学习的过程既是知识的,也是情感的,不是像戴维•潘认为的审美和知识是二元对立的。塞尔将隐喻(metaphor)看成是跨文化叙事的基础,语篇和认知是象征性地联系在一起的,其纽带就是隐喻。审美起源于惊异(wonder),而隐喻是惊异的同义语。希腊语中的metaphor一词,翻译成拉丁文是translatio, 进入英语就成为transport。因此,任何人际交流都是隐喻的,因为传受双方都应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看问题,也就是说,交流需要移情(empathy)能力。如果跨文化叙事的框架、文本、情感语境或者经验格式塔与第二种文化(Culture 2, C2)框架、文本、情感语境或经验格式塔相偶合的话,跨文化叙事就有可能实现。第一种文化(Culture 1, C1)的情感机制或许不能通过翻译而进入到C2中,但是它的符号系统却可以表征情景使C2的接受者通过移情来体会情感。所以,跨文化叙事不仅能够理解他者,而且还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使理解发生变化。
跨文化经历者可以通过旅行写作这种文体来提供第一手的叙述,特别是定居者叙事因其长期居住在国外而更能揭示一些跨文化动态事件。跨文化叙事必须承认的是一个社群的界线是流动的,是能够按照个人和群体的需要、语境的需要和根据可见“他者”是否在场而被建构、重构、解构、想象或否认的。英国开放大学的比文(Tita Beaven)发表的 《阳光下的生活:作为跨文化叙事的国外新生活记叙》 一文,通过分析三位在西班牙定居的英国人有关新生活的叙事,探讨了这些跨文化叙事对构成定居者新的社会文化身份所形成的三个重要要素:物理环境、通过定居者适应性的表象来探询他者、以及跨文化经历者所暗含的对自我的重新定义。通过故事的叙述,人们得以了解身份是如何朝向异国文化以不同的速度和结果而流变的,并最终演变成为一种新身份。跨文化叙事所表征的种族景观(ethnoscape)对接受国文化和母国文化都有影响,而中介景观(mediascape)则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的意想和意义生产机制,这些能使他们接触有关跨文化交往的事件,并使他们能为自己创造出新的想象生活。
这两篇文章都从语言翻译的角度切入跨文化叙事的主题,翻译使得单一文化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变成多文化叙事,从而进入另外一种语境,变成一种新的叙事,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2)语言强势传播中的权力分配
上述跨文化叙事的可能性始终置于全球化的格局中,所谓多元化的叙事语境是建立在语言流向不平衡或不平等的基础上,语言传播的流向、流量不仅是国家权力博弈的结果,同时也反向成为全球化格局中国家权力流向、流量形成的社会基础。
无庸置疑,美英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媒体等领域的强大影响力使得英语已经成为全球广泛使用的强势语言,英语被翻译的过程不仅是语际之间的转换,其流量和流向还与权力关系密切相关。以英语为例,中国从英文中翻译过来的书籍要远远超过美英从中文中翻译过去的书籍,英语在中国无论作为译出语还是译入语,都受到尊重。这突出地表现在近年来的翻译实践中,部分学者主张英汉翻译以异化(foreignisation)为主,即在英汉翻译中,译者不太考虑读者的感受,他们由于害怕不“忠实”原文,很少改动英语的结构;汉英翻译则尽量归化(domestication),即在汉英翻译中,译者倾向重新组织中文的习惯表达来满足英语读者的阅读期待。这清楚地表明,中文和英文在中国译者和批评者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世界上的语言也被一些学者分为三个层次:中心语言(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半边缘语言(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丹麦语、瑞典语、波兰语和捷克语);边缘语言(中文、日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Heilbron,1999) 。另一些学者认为,应以共时和历时的角度来看待语言权力,比如,英汉语之间的翻译显然是不对称的中心-边缘语言之间的翻译,但是日语和汉语虽然都是边缘语言,它们之间的翻译同样也是不对称的。所以,区分强势和弱势语言,不仅要考虑语言在全世界和某个区域的地位,还要注意到互译语言之间相对实力的差异,这样才能有效地解释语言间的互译现象 。
大众媒介在英语作为世界语言的传播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美国主流新闻报刊的印刷媒介话语在全球化语境中是如何建构英语的地位的呢?拥有全球霸权地位的英语对美国人来说是福音,还是危险呢?
美国科罗拉多丹佛大学的德蒙特-海因里奇(Christof Demont-Heinrich)发表的《全球化、语言和张口结舌的美国人》 一文以作者收集的275篇报刊文本为数据库,重点分析了那些对英语全球霸权地位进行了明晰反思的文本和片段。大量文本和片段表明了英语垄断语言主义(monolingualism),即将英语作为单一语言而排斥其他语言,会潜在地削弱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若干文本聚焦于一个悖论:美国极大的语言多样性和全球性英语垄断语言主义并存。美国根深蒂固的融合准则拒绝承认多元语言主义(multilingualism)是一种国家财富,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的“外语危机”,这一危机突出反映在美国人中普遍存在的“渴求的遗憾”:美国人对英语的霸权地位抑制了他们掌握多门语言的动力和机会表现出极大的沮丧之情。可见,美国人似乎对英语的所谓语言霸权持相当程度的悲观,对英语使用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地位所带来的影响持负面看法,认为所谓的英语语言霸权抑制与减少了他们掌握多种语言的动力与机会。
(3)跨文化传播语用学研究
分属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在使用语言进行言语交流时方法各异。哈拉和金(K. Hara & M. Kim)的研究认为自我的建构对间接性会话具有影响。人们的自我建构与言语的表达和解释存在关联性。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倾向于相互依存型的自我建构(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的人们与会话的间接性之间存在着正比关系,而倾向于独立型的自我建构(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的人们则与会话的间接性之间存在着反比关系。但是,他们的研究存在着缺陷,因为研究的唯一数据来源是选修语言交流课程的学生。为了提高他们的研究结果的跨文化有效性,应该收集具有不同种族背景的人们的数据 。针对这一点,阿姆斯特丹大学阿姆斯特丹传播研究院传播学系的斯考滕(Barbara C. Schouten)在《自我建构和会话的间接性:荷兰的视角》 一文中探讨了采用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作为实验取样来验证哈拉和金的实验结果。新的实验证实了自我建构确实影响着会话的间接性,也强化了自我建构与会话间接性关系的跨文化有效性。但是,哈拉和金的研究却不能在独立型自我建构和间接性解释言语信息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上述两项研究都显示相互依存型的自我建构的人们比那些独立型自我建构的人们更倾向于间接性的信息解释和生产。并且,两个研究都指出独立型自我建构和不太倾向于间接言语生产确实存在着紧密关系。但是,假设中的独立型自我建构和间接性信息解释之间的反比关系不能成立。相反,它们之间存在着正比关系,也就是说独立型自我建构就像相互依存型自我建构倾向于间接地解释信息。这与哈拉和金所认为的这两个变量之间不存在关系的判断是不同的。造成这些不一致的研究结果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研究的取样不同。以前,大部分有关交际行为的间接性研究都集中在间接性言说,而不是解释他人的言语上,所以今后应在文化和个人的层面上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另有语用学研究关注《和谐关系跨文化管理中的政治和语用学》 ,来自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欧洲语言与文化系的克劳肖和哈里森(Robert Crawshaw & Julia Harrison)探讨英语语言助教(ELAs)和他们在法国小学和中学里的指导老师进行跨文化交流时的社会语用(sociopragmatic)特征。他们参照了Levinson的“活动类型”(activity type)概念 ,指出指导老师对那些助教应遵守的允许行为的评判,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将法国的规章制度内化为自己的主观意识。内在化的程度可以作为区分影响跨文化交流社会语用失败的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的手段。政治因素干预着很多交际情景,特别是在像教育这样的领域里,在那里,交际环境或多或少地直接受到国家政策的制约。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对英法之间的跨文化社会语用误解都起了作用。语用学一般理论将跨文化语用失败解释为两种情况:语言语用失败(pragmalinguistic failure)和社会语用失败(sociopragmatic failture)。语言语用失败是指,源语言中的某个词或表达与另一种语言中它的“逻辑”上的对等词或表达不同而引起的语用失败。社会语用失败是指由于社会文化差异而导致的语言使用的差异。也就是所,语境决定了某种行为是否恰当,而语用学的一些符码决定着交际情景中特定交谈者的言论通常该如何去解释。因为这些符码是随着文化和情景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的,所以,为了保证在任何情景下的成功交流,特别是交谈者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时,这些符码所规定的允许行为必须得到尊重并事先有所了解。为了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交谈双方应相互了解具体情景下的符码转换(codeshift),否则就有可能产生社会语用失败。
(4)跨文化传播话语的实践矛盾
对跨文化伦理的新研究表明,当人们对差异采取一种伦理的立场时,跨文化传播话语就发现自己处于一系列的无法克服的实践矛盾之中。英国学者奥里根和麦克唐纳(John P. O’Regan & Malcolm N. MacDonald)在论文《文化相对主义和跨文化话语:跨文化公共领域里无法解决的实践矛盾” 》 中就探讨了跨文化伦理问题带来的新问题。他们认为大部分的跨文化传播教育学和研究的前提是教育不同文化的人们持开放和变化的立场来相互理解和尊重。这种话语,在认识论上作为社会探询的学术领域和在评判上将自己置身于道德领域里,实现和维系着跨文化传播。但同时,跨文化者又被投入到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和意识形态的整体主义(ideological totalism)立场。作者在解释二者之间无法克服的矛盾时,提出跨文化传播话语所依赖的理论前提可能存在问题,人们应当将这些主题追溯到跨文化传播话语运行的在场政治(politics of presence)中,并将之与跨文化公共领域的判断和真理问题联系起来。作者的分析表明,跨文化传播话语的建构或许可以将在场的政治搁置一边,去顺应面向责任而不是真理的跨文化实践,简单来说,真理是相对的,因为真理只不过是通过话语而建构出来的,无所谓好坏,所以跨文化话语不能建立在真理之上。
另有研究指出,跨文化传播中意义的表达呈现出语言与媒介载体间的矛盾关系。在人际传播语境下,对某种特定媒介的选择意味着不同程度的正式、尊敬、熟悉和亲密关系。媒介的选择本身就应被视为是交流。个人对某种媒介的偏好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观,其中包括媒介获取的便利性、使用某种媒介的放松性、媒介所带来的及时性。美国密执安大学的里查森和史密斯(Rieko Maruta Richardson & Sandi W. Smith)在《高/低语境和权力差距对交流媒介选择的影响:日本和美国学生与教授交流时的媒介选择》 探讨了高/低语境文化和权力差距对人们交流渠道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美国学生更可能大量使用email与教授沟通,而日本则倾向使用电话、传真、信件等媒介,研究结果证实了高/低语境文化确实影响着个人对交流媒介的选择。但新的研究却对既存的权力差距尺度(power distance scale)理论提出质疑。原来的研究预测认为:权力差距指数与选择面对面交流呈正相关关系,研究结果则显示:权力差距与email的使用呈负相关关系,那么,权力差距指数在日本年轻人中是否会发生变化呢?文章指出,以往权力差距的研究对象是在组织环境下较年长的雇员,而现在是在校的大学生,在组织和学术环境下,人们对权力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大学生通过媒介了解很多他文化信息,他们和教授的关系也更为亲密和随意一些,这些变化都对以前的权力差距尺度理论提出新挑战。

  3. 文化身份认同研究的新视野

  “9•11”之后,种族、宗教问题始终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焦点,2007年的相关论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破和创新。在种族问题研究上,跨文化传播更多关注少数族群与多数族群以及它与更广阔的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更多聚焦种族身份(ethic identity)与文化适应、民族身份间的冲突;在宗教问题研究上则更多观照尖锐矛盾中的跨文化理念对社会运作的意义。
(1)种族、民族双文化身份认同间的矛盾
近几十年来的跨文化理论研究提倡和支持种族身份和社会认同及多数族群认同间的正交模式。文化适应文献主要比较种族身份和对东道国或社会的认同和取向,而种族间关系研究把种族身份情境化,并比较与多数族群的关系和认同。有学者认为归属感和自豪感是种族身份认同的关键(Phinney,1990),将“多种族身份测量”(Multigroup Ethinic Identity Measure,MEIM)视为最普遍的测量种族身份的方法,这一方法设有的若干测量标准包括:态度的肯定和归属(affirmation and belonging);种族身份成就感(ethnic identity achievement);种族行为(ethnic behaviors)等。在对青少年的研究中,“多种族身份测量”方法确定了双因素法,即态度部分(自豪感、肯定和归属感)和在行为项中增加的学习和探索(learning and exploration)两项。在行为部分通常包括社会关系网(social networks)和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其中社会交往行为还应考虑其它因素,如时间、兴趣和个性等。Phinney认为,行为是种族身份的反映而不是核心部分,态度部分才是核心,因此,自豪感、肯定和归属感是种族身份的核心心理成分,对身份的成就感和对身份的探索则在青少年身份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影响 。这种研究表明,种族身份和与多数族群的认同是两个独立的方面。1997年,贝里(Berry)发展出文化适应的双维度模型,两个维度分别是: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性、保持和其他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并根据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对自己原来所在群体和对现在的新群体的取向(orientation)进行区分。贝里认为这两个维度间相互独立,也就是说,对某种文化的高认同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文化的低认同。 自此,跨文化传播研究中传统的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已让位于正交的双维模式。
基于这些理论,Li Gong在《种族身份和多数族群认同》 一文中进一步概念化了地区区别与多数群体和与更广阔的社会的认同。他的研究涉及美国中西部公立大学的91名亚裔美国人和115名非洲裔美国人,结果显示亚裔美国人的种族身份认同和对白种美国人的认同之间没有联系,而对非裔美国人的研究结果则显示有很小的负面影响。分析表明,尽管认同白种美国人确实预示着民族身份认同,但种族身份同时也发挥着独特的积极影响,比如,出生在美国的亚裔美国人,他们通过相互影响就抑制了对白种美国人的认同。该研究表明认同多数裔和认同民族身份间有概念性的区别,双种族文化身份有助于民族身份的建立,淡化多数族群的重要性也有利于民族身份的建立。对种族、移民、第几代移民、区域和多群体的内部协商以及文化成员会进一步阐明身份的状况和种族间的交往等问题的分析将更有助于理解种族身份和对多数族群的认同。在种族身份表述方面,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威特波恩(Saskia Witteborn)的论文《阿拉伯群体身份在美国的情景表述》 提供了另外的视角。该文探讨了居住在美国的阿拉伯人的自我认同和他们的集体身份的表述。作者进行了21次观察,50场采访,对第一、二代德鲁兹教派、穆斯林和基督教信仰的阿拉伯人进行了四场小组讨论,分辨出表达群体身份交流中的所谓“身份标签”(Identity Label)。论文指出,该研究的参与者通过在社会交往中被确定的和否定的、交互与渐变的群体身份,将自己确认为一个同性质的群体。而是否自认为阿拉伯人、阿拉伯美国人、穆斯林或伊拉克人取决于如下几个变量:受众、环境和“911事件”的影响。有些参与者在“911事件”以后舍弃阿拉伯人以避嫌;有些则开始自认为是阿拉伯美国人。这一研究描述了自我和他人指定身份的社会和传播后果间的关系,表明个人和社区关系中身份概念的重要性,并显示出利用种族、国家或文化表达群体身份的现实问题。研究结果表明,身份用语对个人交往和社会交往非常重要,也突显了“911事件”对美国阿拉伯人身份表达的影响。
种族、民族双文化身份认同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这清楚表明,认同多数群体与认同民族身份是不同的概念,种族身份有助于对民族身份的认同,但并不代表二者间的等同,身份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并不是种族间关系和文化适应的全部。
(2)种族冲突中的文化身份异化
 社会学的异化(alienation)概念和传播学中有关媒体报道的效果理论也应用到种族冲突问题的研究之中。“异化”指一种体验,觉得自己是陌生人、局外人,没有归属感,冷淡漠然不能融入不断发展的社会之中。它代表一种疏离感,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个人行为不能左右事情的结果。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别人觉得自己怎样严重地影响了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如何与周围的社会交往。少数族群的异化同时涉及少数族群和多数族群的语境,异化所造成的文化疏离感使个人排斥普遍持有的价值观,少数族群对主流社会的疏离感意味着其成员认为自己不是社会的一部分,受到了种族歧视,不管他们如何都永远不会融入社会,他们认为自己的价值观与大多数族群的截然不同、不能调和。这一理论被以色列海法大学的Yariv Tsfati引入其文章《敌对性的媒介感知、预设性的媒介影响和少数族群的异化: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个案分析》 ,他运用“异化”概念,将少数族群研究预设在媒介化社会的社会场景中,文章认为:少数族群的看法受到有偏见的媒体报道的强烈影响,这也许间接地导致了日益增长的少数族群的异化。文中作者引入了敌对性媒体感知(hostile media perceptions)和预设性的媒介影响(presumed media influence)的相关研究,进而考察以色列阿拉伯裔公民可察觉的媒介耻辱化。该研究证明:相比意识形态、社会及人口性因素等变量,敌对性媒介感知和媒介报道的感知性影响对阿拉伯人的感知形象有更多的影响,进而导致他们的社会边缘化。有趣的是,接触以色列主流媒体对上述关系并无重要影响,但接触阿拉伯媒体则显著影响了敌对性的媒体感知。媒介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少数族群的敌对性感知,这些感知所形成、强化的敌对情感在种族冲突的极端事例中爆发出来。
面对越来越多的种族冲突,Neta Oren 和 Daniel Bar-Tal提出:使对手的合法性丧失(delegitimization)会毁灭性地打击任何冲突的和平性决议。在当今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犹太人之间的暴力冲突中,这很可能是双方作出让步、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他们的论文《在
难以消除的冲突中合法性丧失的毁灭力》 讨论了合法性丧失的性质和其社会作用。描述了在2000年秋戴维营峰会失败后,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因为使对方合法性丧失而导致的暴力冲突。合法性丧失旨在否认其它群体的人性,它是一种道德上的排斥,把其它群体归入极度负面的社会类群来完全排斥他们,认为这些群体违反了基本的人类规范和价值观,他们甚至被认为是非实体、可以被牺牲的对象,伤害他们是可以接受的、合适的或公正的举动。合法性丧失被视为负面刻板印象的极端形式,当去合法性成为群体间关系的普遍特性时,诸如种族歧视、剥削、驱逐、种族屠杀等不可思议的行为就会成为可能。在通向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和平之路上,对敌方的合法化(legitimization)和人性化(personalization)是双方彼此认同的关键因素。
(3)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宗教敏感与言论自由
“911事件”后,西方国家的阿拉伯裔族群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从搜集的材料中也可以发现,关于阿拉伯裔族群认同与大众传媒关系的研究呈现上升趋势。一方面,阿拉伯世界由于面对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受阻、地区冲突和大国干扰等重重困难而兴起的宗教回归心理构成了当今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广泛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在传统宗教复兴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宗教极端现象。面对阿拉伯世界日趋复杂和严峻的宗教问题,跨文化传播中言论自由和宗教敏感性讨论成为2007年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个突破点,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库马拉林甘姆•阿姆萨林甘姆(Kumaralingam Amirthalingam)发表的《言论自由和宗教敏感》 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该文选取的案例是2005年丹麦一家报纸引发的宗教问题风波,该报因为发表了一幅有关伊斯兰先知穆罕穆德的漫画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特别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利比亚和尼日尼亚等国的轩然大波,在一些国家的穆斯林社区甚至造成了暴力反应。文章试图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涉及到特定宗教文化敏感性的时候,言论自由权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得以合法使用?作者认为,将相当数量的暴力行为指向美国与西方社会,例如攻击使馆、电影院、银行与快餐店等,是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美国媒体事实上实施了大量的自我限制并且拒绝发表类似漫画,美国政府也出面谴责这一漫画的发表,美国一位出版官员甚至公开声称:以这样一种方式煽动宗教与道德仇恨是不可接受的,作者认为美国政府对待这一事件的态度与美国长久以来支持言论自由的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做的出发点明显不是基于法律,而是一种基于伊拉克战争的教训以及美国面对整个穆斯林世界的纯粹的政治决定。作者认为,针对这幅漫画的暴力反应很明显是出于政治目的并且与一种更广泛的怨恨情绪相关,这幅漫画2005年9月刚发表的时候并没有引发暴力反应,直到2005年12月,一群丹麦的穆斯林神职人员访问中东并且号召人们谴责这一漫画,这一行为使得这一问题政治化了并且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媒体开始广泛转发这一漫画从而使得紧张情绪升级,一家马来西亚的报纸这样评论这一事件:“百分之十由漫画引发,百分之九十由其他的东西引发。”这所谓“百分之九十其他”的东西,指的是面对着全球范围内的反恐战争穆斯林社会普遍产生的一种疏离感与不公平感,特别是当大量的暴力发生在处于美国反恐战争前线的穆斯林国家,作者引用一位丹麦穆斯林神职人员所言:“漫画出现的时机正好是穆斯林世界对西方世界产生深刻挫折感的时候。”
文章重点讨论了言论自由与宗教敏感间的关系,作者认为: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基石,并且获得普世的认同,然而在美国,言论自由却可能并非绝对的,一般来说当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个人安全,以及名誉受到威胁时,一些国际条约对于言论自由也有一些附加的限制条款,比方说根据欧洲人权法庭的决定,你不得凭借言论自由权伤害另一个人的名誉权,但你是否能凭借言论自由权取煽动,损害冒犯一个团体呢?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却很困难。作者认为,欧洲人权法院对于限制言论自由以保护天主教与犹太团体敏感性方面有明确的规定,但对于穆斯林团体却没有,例如欧洲人权法院认为禁止在银幕上以不敬方式描绘耶稣基督与天主教徒并非对欧洲人权公约第十条规定的言论自由权的伤害,因为国家有必要保护其他人的言论自由权利不受侵害,尽管法院对于确认所谓“言论自由权侵害他人权利”的界定却存在着很大的模糊空间,比方说要以宗教敏感性为由限制言论自由,法院规定前提必须是这种言论自由“明显地”冒犯了他人。但另一方面,在发生在丹麦的事件中,虽然丹麦法律早有规定禁止通过公开发表嘲弄,侮辱宗教信仰与教义从而伤害公共秩序的规定,但丹麦的公诉人却坚持认为丹麦报纸的行为并没有违背这一规定。这种法理上不公平的现象在世界其他地方同样存在。面对这种法律失衡的现象,作者相信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会自动地介入少数群体并且制造一个对话的途径,而不是制造疏离与暴力。当然,多元文化主义并非应付所有暴力与道德冲突的万灵丹,许多国家长期欢迎外来移民的国家仍旧发生了激烈的宗教冲突事件。
针对现实问题,作者还寄望于西方公共媒体发挥积极作用,他认为,公共媒体如今所扮演的角色前所未有的重要,拥有前所未有的力量,正因为如此,公共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应当高度慎重并且尽量避免党派倾向,尽管这很难。论文总结道:对言论自由加以适当的限制以保护宗教敏感性是可行的,但是否要实施需要经过公众的讨论,但假如一旦实施,就必须公正而不能带有歧视与偏向,在处理可能引起少数族群宗教敏感的问题时,媒体与政府必须秉持公正与实用主义,而不能教条式的搞绝对主义,必须坚持公正,避免双重标准,否则只能导致暴力与对言论自由的伤害。
《言论自由和宗教敏感》带给人们一些启示,当宗教群体和少数群体的激情被点燃后,媒介和国家应分别采取合乎伦理的规范和外交政策来平衡各方利益,处理问题时,应该把实用主义置于绝对主义的教条之上,否则社会生活将陷入极端主义的泥潭,进而造成暴力的升级和对自由的武断限制。如作者所言,也许自由的媒介才有可能成为言论自由最后的守卫者。

  4. 跨文化作为商业管理战略的新趋向

  文化传播作为全球商业管理中的一个重要战略被广泛采用,2007年的研究更多关注在多元文化环境冲突中如何采用合适战略进行沟通、协商和管理。
(1)冲突管理策略
在过去几十年中,出现了许多关于冲突(conflict)和冲突管理(conflict management)的研究。冲突在许多层次被概念化,从微妙的发生在具体互动情节里的无语言行为到对个人关系一般表示的不满。人际冲突(Interpersonal Conflict)被假设因为各方目的不同在人际关系中不可避免的矛盾,由于它的不可避免,冲突管理才被视为是重要的研究。目前的研究涉及冲突管理的不同类型,比如在亲密关系和工作关系中冲突的形成和管理,冲突管理主要考虑处理分歧的策略,从而避免直接对抗。此外,冲突管理方式的文化间或跨文化差异也是研究热点,但是他们更多集中在亲密人际关系的组织环境(如爱情及友情)中。
加拿大学者Banu Cingoz-Ulu和Richard N. Lalonde 在《文化与关系环境在人际冲突中的角色:土耳其人和加拿大人用不同的冲突管理策略吗?》 中的研究的目的是对比不同文化背景下(加拿大和土耳其)的年轻人在友情及爱情中的冲突管理偏好,另一个目的是观察不同文化及关系中性别对冲突管理影响。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大约114名土耳其及135名加拿大大学生,作者对他们完成了一个冲突管理评测,希望在同性友情、异性友情、爱情三种环境下探讨冲突管理策略的文化差异。结果显示,总体上爱情关系比异性友情关系用了更多冲突管理策略,而同性友情介于两者之间。然而,文化差异出现在冲突管理策略种类的选择上:土耳其人避免冲突,推迟冲突,比加拿大人更大程度上使用劝说;然而加拿大人更可能妥协,寻求第三方帮助,并且在冲突中以对方为优先,另外,加拿大人倾向于根据关系改变策略,而土耳其人不会。此外,不论文化差异,男性对同性朋友比对异性伴侣更会回避冲突,并以对方为优先,而女性对爱情伴侣比对同性朋友更会使用劝说。尽管考虑了文化及性别差异对冲突管理的影响,但关系种类似乎是一个对制定冲突管理策略更好的指示。研究还发现,文化对关系怎样概念化及人们在关系中怎样选择管理冲突是有影响的。文化提供了社会条规及规则去调控和指导人际关系,而且它能通过价值、自我解释和个人关系产生导向作用,这样,文化可能影响合适交流方式的观念,从而影响冲突管理策略。各种不同亲近关系里的环境因素,比如存在或缺失爱情或性的介入,性别结构、力量结构也能影响人们管理冲突。
该研究的有趣之处在于,将同性友情、异性友情、爱情视为冲突管理的三大环境,同时,三种关系提供的不同背景与文化形成相对应的研究关系,进而探讨文化差异与三类环境间的联系。相信,未来跨文化传播中的冲突管理研究会更多集中在不同亲密程度人际关系的冲突管理比较,下一步应构架一个跨文化的、有效而可靠的不同人际关系冲突管理量度。
(2)多文化组织的沟通处理
文化多样性经常被描述为组织创新的重要源头。然而,如果没有不同族群和个人的互动,创新潜力也不可能被激发。因此,跨越文化界限的沟通成为发展创新性国际环境的最基本的前提之一,但多文化组织里的沟通经常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那么,是什么造成这样的困难呢?
丹麦学者劳林(Jakob Lauring )在《创新互动的障碍:多文化组织的沟通处理》 一文中,通过对14个丹麦公司里员工遭遇的描述获得了一些有趣的发现。研究结果首先表明,文化间沟通最主要的障碍来自语言,而民族文化差异反倒显得不再重要。作者提到,几乎每一个被访人在被问及文化多样性相关的困难时,都提到了语言技能不足是最大的障碍,其他的文化差异不被认为是对互动有实质性影响。创新性环境里沟通的非正式领域,如成员的集思广益,比在传统制造企业里更重要,这显然更需要人们不能损失太多细节与微义的交流。因此,很明显,语言技能必须比正式要求的更重要。而且,被认为由文化差异导致的问题,经常与语言因素相关,如误解,不确定,或个人是否清楚表达了自己。另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以创新为引导的组织经常又具有很强的职业文化和职业团体的合作精神,创新组织成员间必须保持紧密联系。这样,相对于语言障碍,创新组织中的民族文化差异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研究结果还显示,被访人未认识到:一方面,交流和语言运用与工作地的社会组织有关;另一方面,对语言障碍的认识也是社会互动过程的组成部分。研究列出跨文化交流是由两个社会过程造成:产生界限信息、产生社会分离。首先,文化间沟通的焦点应更多的放在社会界限的产生与维持上,而不仅仅关注族群的、具体化了的国籍或文化等个体差异,族群间的关系反映了社会组织和基于彼此差异的交流,而不是仅反映具体化的人类差异。第二,多文化组织里的社会分离就如族群形成的历史一样,也可以是创新严重的障碍,分离导致的“限制”交流可减少成员间的交往程度,而交际肯定对建设性潜力的运用有益。
论文揭示,交流和语言运用与其他的社会实际相互缠绕,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只是加剧了互动的复杂性,这说明文化多样性对沟通的影响不易预料。语言的复杂性可能导致信息的损失,同时,基于语言的沟通处理又对创新互动更有意义。所以,语言训练在多文化组织的管理中产生积极效果。不能忽视的是,社会对困难的成见也有明显的影响作用,换句话说,从互动中排除某些人或造成对社会联系的隔离,都会对理解其他民族信息产生实际限制。因此,处理沟通需要更多地注意本地的互动过程,以及宽容、正面的引导社会分类。

  5. 虚拟世界跨文化传播的新探索

  虚拟世界中的跨文化传播现象是2007年西方研究的一个新焦点,数字技术对传统世界的颠覆性重构促使文化多样性的不断增生,多元文化的爆炸性释放、文化间的宽容度都使虚拟世界的跨文化传播呈现出雾里看花的神秘景象,尤其有趣的是,虚拟世界中的身份认同与传统世界大相径庭,这些都推动着这一领域研究的新探索。
(1)虚拟身份改变现实行为
虚拟环境,例如网上游戏和基于互联网的聊天室,使人们越来越轻而易举地改变网上自我形象。那么,当我们改变我们的网上自我形象时,网上自我形象是否会反过来改变我们的行为?伊和白伦森(Nick Yee & Jeremy Bailenson)的《普鲁吐斯效应:自我形象改变对于行为的影响》 提出了普鲁吐斯效应(The Proteus Effect)假设,即不论别人看法如何,个人行为总是与他们的网上形象一致。作者进行了两项研究:在第一项研究中,被试者被分配获得两种网上形象,一个更加可爱,一个较不可爱,他们的行为表明,前者在虚拟环境里比后者在自我透露和人际距离任务中更容易与对话伙伴亲近;在第二项研究中,被试者被分为高大的网上自我形象和矮小的网上自我形象,前者在交涉任务中比后者更加自信。已有的关于网络环境中自我形象的研究主要关注匿名性和真实性的影响,即真实自我与虚拟自我间的鸿沟,以及这一鸿沟如何改变社会交往。与既有研究不同,新研究的兴趣在于:我们的网上化身如何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当我们改变自我形象的时候,自我形象是否反过来改变我们的行为呢?我们选择或者创造网上化身并在社会交往中使用时,新的自我形象将会如何改变我们与他人交往的方式?文章关注实际的自我形象对于虚拟环境中行为的影响,而不是匿名性或者真实性的影响。
文章指出,改变外貌的观念渗透在人们的日常文化中,对于小的改变,如发型、化妆、服饰等,社会即使不鼓励也至少是接受的。然而,真正改变自己的外貌即使在神话传说中也被认为是危险而强大的。真实生活中身体的极端改变要么昂贵(如整容),要么困难(如变性手术),但在虚拟环境中这一切却易如反掌,人们能够轻易地通过修改或创造化身(数码自我形象)来改变自我形象。可以说,网络环境中自我形象的可变性是虚拟身份的基本特征。自我形象的可塑性是人们网上身份一个重要方面。文章还发现,自我形象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之间不一致,个人“伪自我概念”(false self-concept),比如自我刻板印象(self-stereotyping),对于他们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伪自我概念甚至比行为确认更重要。比如,研究中使用可爱形象的被试者跟陌生人更亲密友好,这种友好可能引起对方肯定的回应,并因此导致总体上更加积极的互动。这说明,虚拟环境中个人伪自我概念可能使本人以一种特定的方式与人交流,而这种交流方式让对方可能确认本人伪自我概念。此外,虚拟环境中的自我形象是被控制的,数以万计的用户与修改过的自我形象互动,在这些环境中用户一律选择年轻、身材好、有吸引力的自我形象,如果拥有可爱的自我形象,用户能在几分钟内增加自信心和自我表露的程度。
作者认为,普鲁吐斯效应是理解虚拟环境中人们的行为的重要理论框架,因为在虚拟环境中用户能够选择或者创造他们的自我形象。首先,普鲁吐斯效应可能影响群体行为。当数以万计用户网上互动时,大多数人选择了可爱的自我形象,虚拟社区也许因此变得更加友好和亲密。这也许会影响网上关系的形成。当图解自我形象成为虚拟环境中主要的自我展示方式时,普鲁吐斯效应将在鼓励网上互动中起到重要作用。其次,这些行为的改变也许会转入到真实世界。如果用户以高大可爱的自我形象每星期在虚拟环境中度过20多个小时,那么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达到能否均衡状态?抑或是将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本文研究表明人们的自我形象对于行为有重要而迅速的影响,网上化身决定我们如何与人互动。人们在虚拟环境里选择自我形象,所选自我形象又反过来改变人们的行为,这些变动不是发生在几小时或几星期内而是在几分钟内。每天成千上万用户通过网上游戏通过图解化身实时互动,他们都使用与他们本来形象不同的网上自我形象。实际上,大多数使用是可爱、有力、年轻和运动的形象。
虚拟环境对现实行为的改变不可小视,尽管选择自我形象在虚拟环境是件容易的事情,但这种选择会反过来决定人们的行为,自我形象通常被解释成人们自己选择的一个单向过程,可事实却是,自我形象改变行为,虚拟角色的选择可能会延伸到真实世界。
(2)小众群体的虚拟公共领域
网络世界被越来越多地寄予厚望,人们希冀它成为突破真实世界羁绊、结束隔离孤独的新公共领域,特别对一些小众群体而言,他们已经在虚拟世界中打破疆界、加深交流、建立社区并争取权益。弗里德曼(Elisabeth Jay Friedman)以拉丁美洲的女同性恋团体为研究对象,讨论了建立网络虚拟公共领域的重要意义。其论文《拉丁美洲、女同性恋者社团、互联网、政治》 在回顾拉丁美洲女同性恋组织的历史、互联网对同性恋社会群体的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对六个女同性恋女权主义组织的成员的访谈和对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秘鲁、巴西等国女同性恋女权主义代表性网站的分析,考察了三个主要问题:信息提供、虚拟世界给真实世界组织带来的紧张、联机用户的地理分布,作者认为网际空间既是拉丁美洲的女同性恋者可能彼此连接的场所,也是团结的手段。
真实世界中拉美女同性恋者争取权利的运动取得了很多进展,使她们有机会见面并建立友谊、亲密关系、政治团结。但是社团建立困难重重,除了与女同性恋身份相联系的社会耻辱原因外,还包括资源缺乏、政治压迫、内部分化等因素。女同性恋者团体,无论是社会团体还是政治团体,发现几乎不可能找到并保持一个集会的场所。她们的身份得不到法律的认可,她们走出家门都要冒着被攻击的危险,尤其是在大城市里。而互联网是相较便宜的媒介,女同性恋者在虚拟世界中建立会场,寻求庇护与发展。网络空间至少在理论上使跨越国界的解放和社团建立成为可能。互联网提供的交流的潜在全球性也许会使在现实中遭受压迫和排斥的群体得到接受和团结。此外,虚拟世界中具有跨越国界性的网络使本地女同性恋者社团政治更加复杂,也使更多不同的声音参与讨论,通过网络建立区域内的联系比建立国际联系要重要得多。不过,研究也指出虚拟现实仍具有区域性的特点,互联网的无国界性并没有改变区域性。
虚拟公共领域在拉丁美洲女同性恋者进行身分确认和政治实践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当然,虚拟公共领域也面临一些现实问题,其一,虽然超链接、用户、信息流会超越地区界限,但网站和名单仍只能瞄准全国和地方观众,国际信息因此常被过滤,拉丁美洲女同性恋者编织的还是有限的“家庭网络”;其而,虚拟世界中的社团建立也有可能带来不好的结果,即恶化已有的隔绝状况,加剧分歧,而不是促进交流。
(3)网上争论与文化冲突解决
论争是一种典型的解决难题的沟通方式,尤其是对处于严重的民族政治冲突又力图避免使用暴力来解决冲突的团体。现代信息技术对于论争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埃利斯和矛兹(Donald G. Ellis & Ifat Maoz)进行了可贵的尝试,他们《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网上论争》 研究以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网上论争为对象,探索网上论争的模式与特征,以及网上论争模式与面对面论争的异同。尽管很难说传统的面对面辩论与新兴的网上论争间的优劣之分,但网络正快速成长,为社会交流提供了新的视野,在跨文化传播中变得日益重要。网络使个人摆脱时空的限制,使新团体建立成为可能。当然网络不会神奇到将昔日敌人变成今日的朋友,但在建立公共领域方面它的作用不容忽视。从理论上看网上讨论不仅提供对话的可能性而且具备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实际情况如何呢?
本研究中的网上对话由非政府研究信息中心组织,参加者为十五六岁的高中生,分别来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学校。本文分析的是网上两组中12位参加者的网上对话,持续三周,是用英语进行的。记录并用于本文分析的语料真实,但收集困难,且显然不具有社会经济意义上的代表性。329个话语(对话)单位中151个出自巴勒斯坦人,另外178个出自以色列人。数据分析发现,巴以双方网上论证过程中始终没有出现论争结构,没有达到深层的交流,仅仅表达对立观点和维护各自持不同观点的权利。一方观点一旦提出总是遭到对方反对,很难进行深入的交流。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网上论争正是现实中政治冲突的反映,他们无法在重要问题上达成一致。分歧的压力如此之强大以致于典型的谈话中一方观点一旦提出立即陷入困境。这一发现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为论争理论认为论争结构由对对方观点的阐述和支持决定,在本研究分析的语料中没有这样的阐述与支持。很有意思,数据似乎表明论争常常陷入静止、无法继续,所以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观点很多,但双方并没有进入积极的对话,而只有在积极的对话中才会出现论争结构。对话中充满了驳斥、断言、挑衅。
作者展示了有趣但严峻的事实,现实世界中矛盾日益加剧的论辩双方在虚拟公共领域中竟无法形成复杂的论争结构,即他们无法进行深入交谈,也许,人们期盼的改善对话、解决冲突的对话前景在网络环境中也很难实现。
纵观2007年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学术焦点更多地集中在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价值理性层面,尽管建构文化多元主义价值观是欧洲、美国及其他国家学者的核心观念,但跨文化传播中的权力支配现象普遍凸显,文化作为权力分配要素的事实不容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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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前沿追踪报告说明

  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前沿是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单波教授主持的连续性研究课题,得到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武汉大学“海外人文社会科学前沿追踪”计划的资助,已完成2006-08年前沿跟踪研究,并陆续出版。
1. 单波:《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进展述评》,《海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年度报告 2007》,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 单波、肖珺:《2007年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进展述评》,《海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年度报告 2008》,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电话传真:86-27-6875.4227;Email:media.wh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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