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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进展述评(2006年)

发布者:跨文化传播学术网 发布时间:2011/1/1 13:48:39    阅读:1436

 

(本文原刊于《海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年度报告 2007》,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著者:单波

  一、 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

  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是一个很难考证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同文化群体的人相互交往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以物质交换、旅行、战争、传教等形式,呈现了丰富多彩的、亦喜亦悲的跨文化传播历史剧,诸如文化的认同、冲突、交融、成长、扭曲、衰败等。在西方,与这一历史过程相伴随的是人们对跨文化传播的焦虑、争辩、思考与设计,特别是工业革命后,物质交往空间的扩大推动了精神交往的发展,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西方人对跨文化的交往与交流的兴趣日益增加,逐步发展出一门研究来自不同文化群体的个人、组织、国家之间进行信息传播这一社会现象的学问,这就是跨文化传播学。它反思处于文化交流场中的人们的现实处境,剖析文化差异与多元文化认同的心理障碍,探寻媒介化社会文化互动的道路,展望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人性化文化传播前景,因此,它体现出立于人类文化发展潮流之上的反思性与前瞻性,也有几分跨越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建构多元文化认同的乌托邦构想。它与西方的扩张、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普遍主义的文化等级观、新老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化思潮、传媒的文化表达方式等相互激荡,形成蔚为壮观的思想之流。这一思想之流从特定层面映现着跨文化传播的无奈与超越,映现着人们在“人类没有能力成为人类”的荒谬处境中,努力在跨文化传播中寻找人性内容的过程。
  自1492年以降,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荷兰和英国等国不断进行发掘、征服和统治其他大陆的活动。在这些欧洲核心国家眼里,那些被它们发现的土地不但技术落后,更重要的是缺乏基督教的知识,迫切需要欧洲文化的“拯救”。因此,当“欧洲”开始与其他文化接触和交流时,欧洲便是以世界中心、理想家园、上帝的宠儿等优势身份进行文化交流活动的。“欧洲”在对外文化传播与交流方面也完全处于一种表述他者、俯视他者的状态。
  然而,这并没有完全遮蔽一些平等审视语言、文化、社会的观点。如十九世纪的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曾在探讨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时指出,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民族,都是人类精神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自我显示的结果,语言是精神的创造活动,或者说是“精神不由自主的流射” 。这一观点成为西方人讨论跨文化语言现象的一个基础。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Georg Simmel)在1908年提出“陌生人”(stranger)概念,用以指那些不完全被社会系统的其他成员接受的人,并且认为不同文化群体的人彼此之间是陌生人,预示出跨文化传播的核心是个人与陌生人的交往关系,而且由于陌生人行为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人们总是对陌生人带着疑虑,这种疑虑的极端后果就是仇外。在西美尔提出“陌生人”概念的同时,塞姆纳(W.G. Sumner)在《社会习俗》一书里提出三个重要概念:内集团、外集团、民族优越感。所谓内集团就是个体认同的集合,内集团通过夸耀自己和藐视外部的人来提升自己,个体不假思索地将内集团的价值视为完美的,并自动地运用它们去判断他人以及自己不熟悉的价值与行为,把具有这些价值与行为的人定义为外集团;所谓民族优越感就是个人判断其他文化比自己民族的文化低等的度,它是人们将自己归属于内集团的结果。其与欧洲中心论不同的见解是,民族优越感妨碍了我们对与我们不一样的人的理解。受“陌生人”概念的启发,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帕克(R.E.Park)等人发展出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边缘人(marginal man)、差异性(differency)、世界主义(cosmopoliteness)四大概念,其核心是来自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而为跨文化传播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其中,边缘人的研究主题被突显出来,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Milton M Goldberg在《边缘人理论的限定》 一文中对边缘人研究做了总结,认为其中心课题是要研究那些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观念信仰的人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如何说明和理解意义,并确立了三个研究目标,即描述特定文化之间传播的性质,揭示文化的异同;基于对文化异同的理解,研究消除人们由于文化屏障造成的传播差异的途径;最终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理解文化的创造和分野的进程。
  真正说来,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起步于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思潮,当时,后现代学者提出了欧洲重新认识自身文化的命题。从整体上讲,后现代学者反对对科学、社学进步和人类理性控制的普遍信念,理论倾向于认知的多元主义,对边缘的、外部的、本土的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也对欧洲文化内在理性和逻辑进行了反思。此外,他们还对被他们看作是文化帝国主义的观点予以批评,因为他们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欧洲文化的普遍化,而不是真正的普遍理念。他们用边缘化的、感观的和本土的反抗权力的中心化、大都市化,反对图尔明(Cosmopolis Toulmin)所说的高现代性 。这些都对欧洲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轨迹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我们知道高现代性的一个特征就是带来了跨文化的偏见与傲慢,这一点随着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过程呈现得尤为明显,跨文化的傲慢成为欧洲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进行跨国竞争和斗争的副产品,也成为后现代理论批评的一个方面。此外,后现代思想家如德里达、福柯,以及那些受他们的影响的学者萨义德、斯皮瓦克(Spivak)等对文化、语言和传播观念的批评也以同样的方向对跨文化传播理论发展带来了启迪和影响,使“去欧洲中心化”的跨文化传播观念在各社会学科学者的呼吁中逐渐显现端倪。与此同时,欧洲学者在对待他国文化,尤其是其他民族文化方面的思考开始出现了转变。在哲学界,海德格尔的贡献尤为突出。他一直强调跨文化对话的重要性,自身也在努力推动欧洲与亚洲的思想交流。受其影响,他的学生伽达默尔同样鼓励欧洲哲学的学生们通过与非西方思想模式的交流丰富与扩大自己的思想水平。在一次采访中,伽达默尔提出:“我所设想的人类团结不是全球均一,而是多样性的联合。我们必须学会欣赏和容忍多样性、复和性和文化差异。…… 多样性的联合,而不是均一,是欧洲的遗产。这种多样性的联合必须扩展到整个世界——包括日本、中国、印度和穆斯林文化。每种文化,每个人都对人类的团结与幸福有其自己的独特贡献。”
  这些欧洲哲学大师将跨文化传播与交流上升为“人类的对话”,将跨文化问题看作人最本质的精神需求,从人文主义的高度关注跨文化交流的作用与地位,从而为当代欧洲跨文化传播研究奠定了思辨与宏阔的基调。欧洲跨文化传播研究因而与美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表现出非常不同的风格和理论构建。可以说,这个阶段的欧洲跨文化传播研究是从各个角度进行着去欧洲中心化的工作,从而为“人类的对话”扫清障碍。
  跨文化传播 研究在二战后终于成为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当时,美国推出一系列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计划,但是,不少项目都以失败告终,美国人逐渐意识到,这些项目的失败,不仅仅是技术的原因,政治、经济以及语言与文化障碍等因素也对项目的实施产生了重要影响。针对这些问题,美国政府于1946年成立了外国服务所(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对援外技术人员和外交官进行培训。作为人类学教员的爱德华•霍尔(E.Hall)将授课的重点转向微观文化知识,如声调、手势、表情、时间与空间的概念,即传授如何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沟通的知识。1955年,霍尔在一篇题为“举止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Manners)的论文中提出了跨文化传播的范式;1959年出版世界上第一本跨文化传播著作《无声的语言》时,一开始就触及到了跨文化传播的心理问题。当时他发现,“理解和洞见他人心理过程的工作比我们多少人愿意承认的困难得多,而且情况也严重得多” 。于是,他所揭示的作为文化隐藏之物的无声的语言——声调、 手势、 表情、 时间与空间等,无不蕴涵着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文化心理,尤其是非语言传播的文化无意识特点。这种思考一方面是他与华盛顿学派精神病学的心理分析专家密切合作的结果,一方面又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对民族优越感、文化偏见与歧视进行普遍反思的反映,特别是二战后人们发现具有高度偏见和民族优越感的个体有“独裁主义人格”,从而引发了人们对于民族中心主义的警觉。随后,美国民权运动的兴起、种族矛盾和地区冲突的加剧使得学者们更加关注跨文化传播问题,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如奥利弗的《文化与传播》(1962),史密斯的《传播与文化》(1966)等,建构了文化与传播的关系,并从民族的文化差异出发,探讨了建立和谐国际关系的障碍。
  此后,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在至少三个层面上展开:其一,日常生活层面的跨文化传播,指分属于不同文化范畴的人们在日常的互动过程中彼此之间的沟通;其二,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跨文化传播,指基于不同文化的符号意义系统的差异和类同的传播的可能性与可变性;其三,上述两个层面形成的实际传播过程的矛盾、冲突和戏剧性的变化,由此传播过程决定的文化的融合和变异。
  20世纪60年代开始,欧洲社会人类学出现一个新的领域——符号人类学。它的代表人物是被称为具有“欧洲头脑的美国人”克里弗德•吉兹(Clifford Geertz)和英国人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符号人类学与其他社会人类学的不同仍然在于对文化概念的理解。符号人类学认为人之可以为人是因为有能力将事物“符号化”。随着“符号”概念的提出,人们开始用一种新的视角观察文化与传播的关系,也开始更多地从传播的角度考察文化。整个六、七十年代,文化理论的讨论都充满了将文化看作是“符号和意义的系统”的观点。在符号人类学的理论探讨下,下列几个问题纳入了研究的重点之中:第一、信号(sign)如何成为符号(symbol) ;第二、符号如何在文化的传递中运作,以及文化自身如何被看作是符号的系统;第三、符号如何在实际过程中运作,以及他们如何代表和划分了某种文化;第四、符号如何被消费,或者在文化全球化和地方化的过程中运作。这些研究对跨文化传播的民族志方法研究和文本分析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来源。人类学中另一分支文化人类学将文化看作是影响人类行为的一个独立的因素。对文化人类学家来说,文化是独立的概念,因而他们非常关注那些物质文化形式。在这种理论视角下,来自不同社会的不同文化元素进行比较有了合法的学术地位。
  虽然欧美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各有特色,但美国在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制度化方面显然要先行一步。二十世纪60年代,美国匹兹堡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等学校开设第一批跨文化传播课程,随后有60所大学将跨文化传播作为研究生课程开设。到1979年,几乎每所美国重点大学都开设了跨文化传播课程。二十世纪70年代则是美国跨文化传播学寻求得到普遍承认的年代,1970年,国际传播协会(ICA)正式承认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并在协会之下成立了跨文化传播分会,由K.S.Sitaram出任首届分会主席。与此同时,美国的另一个学术组织“言语传播协会”(SCA)在自己的协会之下成立了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委员会,由M.H.Prosser出任首届委员会主席,并将1970年定为“跨文化—国际言语传播年”,把跨文化传播设定为1970年学术年会的主题。相应地,各学术团体纷纷创办跨文化传播学术刊物,如言语传播协会跨文化传播委员会于1974年创办年刊《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年刊》(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nual),国际跨文化教育、训练研究学会于1977年创办季刊《国际跨文化关系杂志》(The International Jour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到二十世纪80年代,当美国人已经把跨文化传播运用到国际商业、国际经济管理等领域的时候,欧洲才开始兴起跨文化传播培训班,如荷兰跨文化合作研究所、法国巴黎跨文化管理协会。直到20世纪90年代,欧洲跨文化传播研究才开始出现自己的刊物,专门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机构也开始在欧洲各大院校或学术组织中出现。1999年8月,第一份名为《跨文化传播季刊》的专业期刊出现,该刊物的编辑大部分来自德国、丹麦、瑞典等欧洲国家,创刊号中发表了《跨文化传播中的误解观念》、《超媒体中的跨文化传播》等文章。除此之外,90年代之后,还涌现出了《欧洲传播学季刊》、《跨文化关系国际期刊》、《语言与跨文化传播》等学术刊物。在欧洲的各大学中,英国的SOAS秉承一贯的传统,继续对跨文化传播问题投注关注,并拥有默哈迈德等新学术带头人。英国其他大学如Goldsmith、伦敦大学、伯明翰大学、爱丁堡大学、拉夫堡大学、桑得兰大学以及开放大学等都有诸多学者对跨文化传播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他们的研究可以看到明显的英国文化研究传统的影响。在德国,不来梅大学、富尔达大学、缅因茨大学都因为拥有专门的跨文化和跨国研究中心而成为这一领域在德国的中心。荷兰、瑞典和丹麦的跨文化传播由其语言学家开始渐渐形成规模和影响,但其著作由于语言的限制而未能广泛流传。
  跨文化传播能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还得益于传播学研究的思维方式的一些重大改变,其中,媒介中心主义向“受众中心主义”(从生产到消费)的转移,迅速带来了文化观的改变。由于讯息和受者都成为了解码过程的一部分,所以文化传播的线形模式被打破。这一点对跨文化传播意义深刻。欧洲学者意识到美国文化并不是简单地传递到其他国家里,接受方也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来解码这些电视节目。所以,随着研究视角向受众的转移,对文化语景视角(contextual perspective)的研究粉墨登场 ,从而为跨文化传播学吸收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的研究成果提供了理论根源。而英国的文化研究既不是受众中心也不是媒介中心,它倾向于将所有的传播过程看作是文化过程。这就意味着文化不仅被看作是情境,而且被看作是“文本”。文化研究用符号人类学关于文化的观点在很多方面将文化和传播整合起来。尤其是斯图尔特•霍尔(S.Hall)的《文化研究的两种范式》发表之后 ,欧洲尤其是英国很多传播研究者开始将目标集中于文化,而不是传播 。不仅如此,霍尔在CCCS媒介研究系列中发表的《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一文,为媒介的文化编码与不同文化群体的文化解码之间、的关系建构提供了更加全面研究的视角。同时,霍尔特有的个人体验也使他的研究长期投注于民族、种族和身份问题的研究中,发表了《葛兰西与民族、种族问题研究的关系》、《新种族》、《什么是黑人流行文化中的黑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与媒介》等一系列论文。在进入全球化阶段的文化研究和媒介研究中,霍尔这些关于媒介与种族问题的研究依然作为经典论文被一再收入各类读本之中,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
  在此基础上,西方跨文化传播的基本价值观得以集中于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它在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论点是,“他者”是根本性的,无论对自我的构造,对作为主体的我们,对性身份的认同都是如此;我们的主体性是通过向来不完整的无意识与“他者”的对话,才得以形成的 。确认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超越文化的过程,即不以自己所属文化群体的价值来判断其他文化群体的价值,反思自身的文化价值, 民族中心主义向文化价值平等的方向转变。爱德华•霍尔在七十年代出版的《超越文化》一书中提出,人类要走向跨文化传播,必须超越文化,而超越文化的重心在于“无意识文化”,也就是一种已潜入民族或个人的深层心理结构里的文化,一种“心中”的文化,一种已经与民族或个人行为模式浑成一体的“隐藏着的文化”,它像一张无形的网,把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团体、一个人死死地套住了。在他看来,要解构这种“无意识文化”,不能仅仅进行尊重文化差异的空洞说教,还必须从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感知、语境与文化心理表现、文化映象与记忆、文化的非理性力量等方面,解开人们的心结。这样,心理学方法便直接切入到了作为人类精神表现的文化的内层,从而呈现出超越文化过程中的基本心理问题。
  欧洲自20世纪90时代以来,在全球化的两个层面上都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首先是移民数量的急剧增多,东欧问题带来的欧洲内部人口流动等在欧洲内部带来了更加严重的身份冲突和文化冲突等问题;其次就是跨国媒介传播的迅猛发展,尤其是CNN、MTV等美国媒介对欧洲的冲击,以及互联网技术的飞速进步,使跨国信息流动的规模和广度在欧洲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使欧洲感受到了全球化对自身文化的影响,并对如何保守本土文化等问题的忧虑与警惕加剧。在文化身份方面,欧洲面临的尴尬是:一方面欧洲文化身份不能分解为一个个小地区,成为无数相互妒忌而又不能沟通的小民族主义的集合,另一方面,欧洲也不能建立“中心化的集权”,通过建立“跨欧洲文化机制”控制或标准化它自己的组织成分,甚至是世界文化。文化全球化方面,欧洲一方面感受到自己不再是文化输出的统治者,不仅移民等少数族群的大量迁入在向本土输入文化,而且其他各地方的本土文化也在挑战和脱离过去的文化管制。另一方面,美国文化大量输入已经妨碍了欧洲实现建立统一的欧洲的理想,从而使得欧洲维护和发展欧洲文化的要求越来越紧迫和强烈。欧洲希望通过建立“在多样性中统一”的欧洲文化,摆脱美国文化对欧洲的优势影响。如果说,过去欧洲的文化冲突和矛盾还只是某些有识之士或精英们反思、担忧的问题,那么现在跨文化传播的问题已经涉及到欧洲社会的每个成员。因此,在复杂的理论问题和现实考验下,保护文化多样性成为了欧洲理论界和欧洲委员会共同提倡的一个选择。
  在拥有全球化视角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中,一些新的概念正在取代过去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常见的这些新的概念包括 :
  接触区(contact zones):普拉特在研究旅行笔记和欧洲扩张的书中,从殖民遭遇的情境定义了“接触区”:“接触区是地理和历史都分隔的人们彼此接触对方的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建立了往前发展的关系,通常都是在强迫、不平等和难以处理的冲突中进行的。……接触区是使过去在地理和历史上都分隔的主体在同一时空并存的尝试,这些主体的发展轨迹现在相交了。” 而处于这个接触区的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一段时间内在文化上的“背井离乡”(displacement)。
  散居海外者(diaspora):萨弗朗对它的定义是:(1)“移居海外的少数群体”,他们从原有的“中心”位置分散到至少两个边缘位置。(2)他们怀有“对祖国的记忆、印象或梦想”;(3)他们“相信他们也许不能再完全地被自己的祖国接受”;(4)他们将祖先的家园视作最后的归宿,只要时机成熟;(5)他们怀有保护或者重建祖国的心愿;(6)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意识和凝聚力都受到与祖国所保持的关系的重要影响。  此外,克里弗德还补充说,散居海外的人并不将自己定位在一个特定的地方,他们在各个不同的地方重建自己的文化。但是他们文化的根与所在地分离了(delocation)。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多元文化主义和世界主义以及相关的多元文化社会或大都市国家等,都只一种实用的社会目标。多元文化主义主要在国家(民族的)话语中使用。
  世界主义(cosmopolitanlism):世界主义具有更多个人特征,而不是群体过程和群体特征。汉纳斯提出这个概念有以下特点:(1)有与他者交往的意愿;(2)有与他者交流的跨文化能力。它表现出一种对世界的开放,但又是一个比较精英的概念,总是出现在较高的社会阶层中,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能力经常旅游,成为国际公民。
  从跨文化传播中这些概念新宠中,我们可以看出跨文化传播研究者已经更多地将研究视角由帝国主义传播的单向流动转向世界范围的文化流动。对已经普遍出现的由移民等带来的文化的混合和共存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和更深切的关注。英国研究媒介研究学者斯拉伯里通过对散居海外者的媒介研究发现,在全球化的新范式下,旧有的研究范畴被新的所取代。例如过去对“少数族群的研究”和“移民研究”现在越来越被“散居海外者研究”取代。过去的研究是围绕文化适应的那些议题,以及在新的国家文化空间里新的文化身份形成问题,而新的研究则更关注双重国家文化空间——过去祖国的文化空间和新到国家的文化空间。“少数族群”是一个更抽象的、更与统计联系到一起的范畴,而“散居海外群体”则更强调文化的连续性。在欧洲,“少数族群”更多地是指欧洲内部流动的人口,例如在英国的希腊人,在奥地利的克罗地亚人等。而“散居海外的群体”更意味着对来自欧洲以外的人的关注:印度人、中国人还有非洲人等。在对这些群体的研究中,研究重点向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介倾斜,尤其是互联网。因为互联网是散居海外群体最好的传播工具,散居海外者可以通过这种不受地理约束的传播技术,建立和维护跨国的散居海外者的共同意识,在网络的虚拟空间中实现文化的重新本土化,从而使他们在新的居住地依然拥有传播自己民族文化和保持原有民族文化身份的文化空间。此外,在媒介受众研究方面,已经有不少研究开始关注这些“散居海外者”的媒介消费习惯和文化品味。研究已经注意到散居海外族群建立的频道和主流媒介针对他们制作的媒介节目之间有很大的差异。 这些研究都表明欧洲在媒介中对移民群体和其他非主流群体的重视加大,并意识到要在尊重各群体文化身份的基础上满足所有群体的信息和文化需要,而再是一味地为他们重建欧洲的文化身份。
  以上的这些研究充分体现出,欧洲跨文化传播研究已经注意到了文化全球化和文化本土化之间的辨证关系。而这点对于少数族群已经占到8%以上的欧洲核心国家确立跨文化传播政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如果说欧洲学者侧重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价值理性层面,反思跨文化传播中的权力支配现象,建构文化多元主义价值观,那么,美国学者则注重跨文化传播的社会科学理论建设,到21世纪,已形成七类相互联系的跨文化传播理论:(1)文化传播理论(将文化纳入传播过程中的理论);(2)解释文化变异性的理论;(3)侧重跨群体/ 跨文化有效传播的理论;(4)侧重适应或调整的跨群体、跨文化调适理论;(5)侧重身份认知管理或协商的跨群体、跨文化传播;(6)侧重传播网络的跨群体、跨文化传播;(7)侧重对新文化的移入/适应的跨文化理论 。这些理论表明,跨文化传播学这一庞杂的学术领域,已拥有自己的中心问题、主要概念和理论研究方向,进入常规科学发展阶段。

  二、2006年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背景与概貌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浪潮构成了对跨文化传播的更猛烈的冲击,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事件突出呈现了全球化的内在矛盾,也使跨文化传播所内含的价值遭遇空前挑战。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观在理论与行动上发生着严重冲突。一方面,欧盟抱持着“在多样性中联合”的政策,开始拥抱一个更为多样的文化方法。另一方面,在这个文化政策下的基本理论不是鼓吹“差异”,也不是拥抱“多元文化主义”,而是要通过多样性来提高欧洲的整体统一,民族的和亚民族的文化差异尤其被表述为同一“文明” 的分支,它们的根被看作是来自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地区 。欧洲委员会的文件在描述欧洲文化遗产时基本没有提到任何非欧洲后裔的作家、学者的贡献,同样将欧洲身份建立在希腊、罗马、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根上。对文化多样性文化政策的其他研究还显示,即使在“文化多样性”的鼓动之下,欧洲委员会的欧洲中心主义话语依然非常明显,其重要表现是“恐伊斯兰症”,以及右翼对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非法移民和避难者对欧洲的威胁的鼓吹。
  此外,不仅黑人、亚洲人、穆斯林或第三世界国家的人被排除在了欧洲文化之外,美国人也是一样。欧洲委员会的官员认为美国电视和好莱坞电影表现了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形式,威胁到了欧洲文化的完整。因此,在官方的欧洲文化概念中,流行文化、多元文化主义、文化杂交都不是欧洲文化。只有莎士比亚戏剧、贝多芬的音乐才是欧洲的文化遗产。
  对于欧洲委员会的文化政策的这种双重性,学者的研究和批评是非常必要的。肖尔(C.Shore)认为,文化多样性现在存在于欧洲越来越多元的文化社会中,要让欧洲在共同的文化身份中整合,就必须注意不能边缘化或者排除那些在欧洲委员会的欧洲文化概念中“非欧洲”的人和文化。欧盟不能通过加强带有成见的“我们”和“他们”的二元对立,来巩固一种欧盟公民的爱国主义和归属感。要提高欧洲的文化多样性,还必须认识到欧洲文化不是静态的,它是一系列沟通、交流和汇合的过程,新的文化形式和身份从中形成。欧洲的印度人、穆斯林、亚洲的散居海外群体等都是欧洲丰富文化的一部分。他们对欧洲文化多样性的贡献应该被承认。欧洲的文化民主就是要给少数族群和多数人都发出自己的声音,是提高宽容和鼓励差异。
  与此同时,文化帝国主义和媒介帝国主义以更猛烈的势头损害着文化多样性。根据麦奎尔的观察,美国输出的文化产品在情节剧方面(电影、电视连续剧)占有绝对份额,研究者总是强调这种输出对欧洲带来的负面文化影响;受众是倾向于观看自己民族的文化产品的,现在也有很多这样的产品被制作并在黄金时段播放;但是在情节剧方面,美国的文化产品依然比其他欧洲产品更受欢迎。从某种程度来看,美国文化产品是欧洲最受欢迎和广泛传播的文化。这样的结果之一就是电视根本就不是欧洲跨文化交流的媒介。大量研究证明,受众可以清晰分辨出本土的和外国制作的文化内容,并对外国文化内容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使其对“自己的”文化的影响力减少。欧洲出现了更多对模仿美国模式的娱乐和情境喜剧片,不过在文化上更接近欧洲类型。欧洲肥皂剧倾向于更真实,也更以社区为中心。语言成为各种跨文化媒介产生影响的主要障碍。国际卫星频道因而无法与本土的频道形成强有力的竞争,泛欧洲频道也没能产生文化统一的影响。为此,国际频道的地方语言版不得不退出,以应付与本土频道的竞争 。
  到2006年,构成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总体背景依然是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消失,种族主义与文化冲突的加剧,文化帝国主义与媒介帝国主义的盛行。其中,比较典型事件是,在“9•11”五周年纪念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重播当年对“9•11”的直播报道以示纪念,《时代》周刊则邀请了一位历史学家站在未来的角度来回望“9•11”。 好莱坞适时推出了两部与“9•11”有关的电影《93号航班》和《世贸中心》。当人们以为人性的光辉可以化解灾难的悲痛,种族主义纠纷与文化冲突依然不给人以释放的契机。“9•11”五周年纪念的第二天美国驻叙利亚大使馆遭到恐怖袭击。
  同时,被商业力量推动的全球化,在动荡的世界中不断地寻找新的确定性。原先担心的恐怖袭击阻碍国际贸易并没有发生。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高和更新清关和货运环节的安检技术,国际贸易的速度反而有所提高。恐怖分子并没有阻碍货物、资本和人员在全球日益通畅地流动。五年间,全球贸易增长了30%,美国用来对付化学与生物恐怖袭击的基础设施,在控制SARS流行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从华尔街到伦敦金融城,为了防范恐怖袭击、自然灾害及暴发的流行性疾病,各种风险管理工具和应急措施日益完善,使全球金融体系更具弹性。2006年7月11日,印度金融中心孟买连环爆炸的当天,股市反而上升3%。
  在这一背景下的另一典型事件是,2006年1月在日本播出的日剧《西游记》再次以商业主义策略对中国传统经典进行改编:片中的唐僧变身一位靓丽的女性,身着洁白的袈裟,用哀怨的眼睛,时刻盯着她的爱徒孙悟空。身着“迷你裙”的孙悟空与美女师傅在西行途中彼此爱恋,而精瘦无比的猪八戒和一贯好色讲狠、精明冷漠的沙和尚依然像土匪一样一路行凶买醉。这部片子一经在戛纳电影节宣传,就受到很多中国人的关注和反对。在大众文化领域进行的跨文化传播,文化同质是唯一出路,似乎只有将经典的作品庸俗化、低级化的作品才能克服跨文化传播障碍,实现最大范围的传播。而暴力与性的符号显然就是这个领域的通用语。文化差异在这里只是用来包装同一性的外衣。因此,大众文化畅行会必然会使得民族文化衰竭,失去原有的特征。以商业利益为目标的文化传播行为会使文化的同一性取代多样性,显示全球化文化的不归路。正如它的英文译名“Journey to the West”一样,《西游记》的命运是现代跨文化传播的一个暗喻。原本,那个向西的征途(Journey to the West)是要在一种与己不同的异质文化中寻找一个乌托邦。我们渴望交流,想要从与我们不同的文化中吸取养分,从而反思自我,寻找本心,取得改良自我的“真经”,实现人类和谐生存与发展。但我们自己却变得人妖不分,人神无界。我们谈着小恋爱、哼着小歌谣,在旅途中且玩且乐,在西方极乐世界拿回了本《娱乐宝典》,从此天下同乐,普天狂欢。
  这样的现实成为2006年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隐喻。弗莱德•达尔梅尔曾在《超越东方主义》一书中将跨文化遭遇的几种模式概括为 :征服、转化、吸收与适应、部分的吸收——文化借取、自由主义与最小限度的参与、冲突与阶级斗争以及对话式参与。文化的认同,冲突,交融,成长,扭曲与衰败总是伴随着人们对跨文化传播的焦虑、争辩、思考与设计而写进人类的境遇中。2006年创造了一个以新老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化思潮,与西方的扩张,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普遍主义的文化等级观、传媒的表达方式等各种方式把我们彼此联系在一起的世界,从特定层面映现着跨文化传播的无奈与超越。
  目前,欧美跨文化传播研究主要集中在三类学术杂志:一类是传播学杂志,如《人类传播研究》(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传播杂志》(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欧洲传播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全球媒介与传播》(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媒介、文化与社会》(Media, Culture & Society)、《传播调查杂志》(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一类是跨文化传播杂志,如《国际跨文化关系学报》(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跨文化传播季刊》(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语言与跨文化传播》(Language &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一类是文化与跨文化研究杂志,如《欧洲文化研究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跨文化心理学报》(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文化多样性杂志》(Journal of Culture Diversity), 《跨文化研究杂志》(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亚洲间文化研究》(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等。本文对上述杂志2006年的全年论文进行了前面搜索,并检索了EBSCO HOST数据库的相关文章,收集了相关主题的国际会议论文,共得到
394篇论文。经过内容分析,本文发现,2006年跨文化传播研究主要由以下学术图景构成:
  第一、在重实践、重具体问题分析的基础上,实现了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化转身”,即总结并清理跨文化传播学的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虽然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化工作可以追溯到1983年,那时,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的著名跨文化传播学家古迪昆斯特(W.B.Gudykunst)编撰了首卷《跨国、跨文化传播年鉴》,开始收录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最初理论,以后又在1988年和1995年编撰过两本并不按年出版的“年鉴”,但真正实现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化转身”的,是他在2005年主编的《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化》(Theorizing 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本书第一次集合并全面修正了跨文化传播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如菲力普森(G.Philipsen)等人对言语代码理论进行了总结和实证研究,认为我们运用文化和言语代码以使自己和他人的传播有意义;我们的文化和言语代码影响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言语代码的“修辞力度”的大小取决于我们如何连贯的、合法的、艺术性的运用代码。汀-图梅(S.Ting-Toomey)面子-协商理论(Face-Negotiation Theory)的理论假设前提和实证研究进行了总结,提出这一理论有必要对面子中感情的作用、环境因素的影响和面子如何改变等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古迪昆斯特继1995年之后,进一步修改了“焦虑/ 不确定性理论”(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认为焦虑和不确定性管理(包括留意)是实现有效传播的基本因素,它调节有效传播的其它“表面”因素(如身份、移情能力、吸引陌生人、尊重陌生人)的作用;个体对自身行为的留意程度控制着焦虑和不确定管理对传播有效性的影响力以及在提高传播有效性实践中的应用,因此,当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小和最大限度之间时,我们可以通过有意识地控制一种基本因素(如移情力)来提高传播质量或者有意识与陌生人协商信息内涵。奥泽尔(J.G.Oetzel)对“有效决策理论”(effective decision-making theory)重新进行了阐释,认为“消极环境因素”越多(如群体间有过冲突的历史),群体越是异质性,群体成员就越少注重他人和彼此的脸面,群体传播的有效性就降低。此外,他还提出群体越是呈现个人主义倾向,越多成员采用支配式的解决冲突模式,轮流讲话;群体越是呈现出集体主义倾向,就越多成员选择协调式的解决冲突模式,共同参与。最后,他还总结到,越多群体成员运用有效传播,那么他们取得的关系有效性和任务有效性就越大 。
  第二、进一步拓展了对文化多样性问题的探讨,主要从国际文化的视野,考察跨文化传播的社会背景,以某一国境内文化现象为断面,分析共文化(Co-culture)群体中的文化多样性,运用语言学、符号学的研究方法考察语言方式和非语言信息中的文化多样性对交流过程的影响;以文化规则的多样性为前提,考察不同文化群体成员在特定语境中的交流行为,以及从实践角度讨论改善跨文化交流的理念和方法;针对拉美人、美国黑人、亚裔美国人、同性恋、残疾人、妇女、聋哑人和老年人等群体,展现了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多样性形象。
  第三、结合“9•11” 五周年纪念活动,重新呈现了新种族主义背景下的跨种族传播问题,如波因廷与梅森(Scott Poynting & Victoria Mason)的《“宽容、自由、正义还是和平?”自2001年911之后,英国、澳大利亚与反穆斯林种族主义》(“Tolerance, Freedom, Justice and Peace”?: Britain, Australia and Anti-Muslim Racism since 11 September 2001),戈勒姆(Bradley W. Gorham)《新闻媒体与刻板成见的关系:针对犯罪新闻的语言族群偏见》(News Media's Relationship With Stereotyping: The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 in Response to Crime News),卡拉维塔(Marco Calavita)的《黄金任期:〈白宫风云〉和美国的民族主义》(The prime-time presidency: The West Wing and U.S. nationalism - by Trevor Parry-Giles & Shawn J. Parry-Giles)等。同时,在反思新种族主义的语境下,使“陌生人”、“边缘人”等传统的概念呈现出新的内涵。
  第四,随着两年一次的国际跨文化心理会议于2006年在希腊召开,跨文化传播的心理现象研究重新成为热点问题。本来,在一般意义上讲,跨文化传播是触及人的心灵、表现人的文化心理的社会行为。所谓跨文化是指参与传播的人不只依赖自己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而是同时也经历和了解对方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所有关系,其中,自我特征和陌生新奇性、认同感和奇特感、亲密随和性和危险性、正常事物和新事物一起对人的行为、观念、感情和理解力起作用,跨文化包括了内含其中的所有心理关系。因此,跨文化传播研究一开始就注重心理学的研究路径。但是,过去的研究过分注重文化交流的单一模式和心理规律,忽略了随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传播活动的丰富性而律动的心理过程。自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传统逐步被打破,心理学方法的导入就不再仅限于整理抽象的跨文化传播心理规律,而是使跨文化传播心理的深描成为可能;不是跨越个体的心理体验进行概括,而是在具体的跨文化传播个案中进行概括。2006年的跨文化传播心理现象研究进一步呈现了这一新特点,并集中呈现了二元文化身份融合的心理问题。
  第五,针对文化帝国主义与东方主义话语的流行,着力于反思大众传媒在文化形象互构、贬抑、扭曲方面的问题。如帕克(Ji Hoon Park)等人的《喜剧中的自然化种族分歧:〈火拼时速2〉体现的亚洲人、黑人和白人的种族成见》(Naturalizing Racial Differences Through Comedy: Asian, Black, and White Views on Racial Stereotypes in Rush Hour 2),奥利维亚•库(Olivia Khoo)的《讲述故事:澳洲电影中牺牲的亚洲人》(Telling Stories: The Sacrificial Asian in Australian Cinema),蒂尔尼(Sean M. Tierney)的《电影〈防弹武僧〉,〈杀死比尔〉和〈最后的武士〉中的白色主题》。
  第六,在商业、亚文化群体交流、网络传播、谈判、咨询、健康和教育等领域讨论如何改善跨文化传播的问题,拓展跨文化传播的理念与方法,并重点研究跨文传播的道德层面及发展趋向。

  三、2006年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创新

  1、跨种族文化传播的新探索
  种族主义是一种“源自欧洲的现代现象”。它以近代科学产生时期西方的一些“科学”化了的人文研究为源头,例如从林耐、布丰等人建基于进化论的生物分类学扩展出来的人种进化论与种族分类学、贝尔尼埃的人文地理学等等。种族主义所根据的标准是:人由于其自然归属于价值不等的种族(‘进化度’不同),价值也不同,应当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当代种族主义往往不是以种族优劣论、而是以相对主义的种族(或“文化”)多元论为基础展开,从鼓吹“种族之间生物学的不平等”转向鼓吹“文化之间差异的绝对化”;从主要表现为种族的优劣,到主要表现为“对无差别或失去本性的惊恐”,又表现为“对差别的赞扬”。因此,尽管西方国家制度性的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已经消除,法理上的种族平等也似乎已经成为共识,但在观念上,传统的种族偏见和全球化背景下以敌视移民为主要诉求的新种族主义,仍然有所发展 。这无疑是跨文化传播所要面对的新问题。
  英国皇家精神医学院院士西蒙•戴恩(Simon Dein)从健康研究的角度批评性考察了少数群体研究中的种族、文化和民族理念。他发现,在人们使用的概念中,种族(race)大体上指一个人所属的社会团体,其考虑因素是一系列体型特征;民族(ethnicity)也指一个人所属的社会团体,但是其考虑因素是共有的文化。在许多论及健康不平等的医护服务研究中,肤色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与当下歧视的指针,而实际上健康不平等可能是包括贫穷、日常饮食、职业等等内容的社会因素的一个结果,只有在少量特殊的遗传疾病中生物因素才是重要的病因。针对一些研究者强调疾病的种族差异,他指出,在不同的群体中导致疾病的不是种族本身,而是种族主义的歧视遭遇。种族主义和根据人们的种族或者民族进行分类的种族化,二者都导致歧视和偏见的结果,这在当代英国是一个社会事实,也是一个需要将来的人类学和社会学进行研究的进程。同时,他还认为,不同群体的健康经验因一些标准而各不相同,这些标准我们可能粗略地标记为“种族”或者“民族”。任何深入的理解都要求超越这些本质主义的注记(比如“孟加拉人”),并检验这些群体中的个体如何依据种族和民族识别他们自己,以及这些经验如何与社会阶级、性别和其它描述信息相连接。在所谓的多元主义视野下把文化和宗教习惯概念化,这一做法可合理化种族歧视。他提醒人们注意,在一个给定文化群体之内,可能存在许多影响健康的个体间行为差异,它们可能因个体主观性而偏离群体文化,人们并非总是依据他们的文化而举手投足。在健康研究中需要超越把民族和种族概念当作“中性”描述词来使用的情形,要审视民族和种族如何建构他们的经验,注意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中如何定义他们的民族和种族身份,以及他们发展这些定义来反抗支配的意识形态的方式 。很明显,戴恩的研究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在“种族”、“文化”、“民族”概念上的僵化往往形成了通向新种族主义之路。而它在方法论上启示在于,我们必须改变本质主义思路,回到人的经验世界,考察种族关系、文化关系以及权力关系的现实,思考群体间交往走向平等的可能性。
  来自美国的医学博士伊森姆(Linda R. Easom)通过聚焦于一个更具体的问题,提供了跨种族文化传播的实践方法:理解把祈祷当作促进健康的手段这一行为中的文化差异和相似之点,从而在为不同文化背景的患者提供护理时消除差异 。此前的研究表明,在白人、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人居民的文化信念中,祈祷可能被当作一种民间偏方,也可能被当作精神性践行。精神性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可能包括研究圣经的修行、精神沉思、圣经阅读和去教堂以及祈祷。白人、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人居民都使用修行和民间偏方,但是健康促进中对修行和民间偏方的使用和信任程度在这些人中各不相同。伊森姆在总结这方面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为了提供文化敏感的和充满意义的治疗,医护者必须认识祈祷的使用是民间偏方和修行的方式。医护者需要尊重与他们自己不一样的健康信念和行为。在为不同文化背景的患者制定医护计划的时候,祈祷是应该考虑在内的一个可行的内容。拥有关于祈祷的概念解释的知识和使用祈祷促进健康的知识,这可以使医护提供者更好地依据个体的情况采取合适的治疗方法,也更好地满足患者的需要。
  然而,面对现实,学者们感受到,跨种族文化传播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美国学者波因廷与梅森(Scott Poynting & Victoria Mason)发现,“9•11”之后,特别是那些以美国为首的英语国家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后,少数穆斯林以“他者”的方式进入“西方国家”,起诉他们的“反恐战争”。社区的穆斯林都被作为“邪恶”的刑事犯和“第五纵队”的敌人,成为媒体、政客、安全机构和刑事司法系统眼中的异类族群。他们发出疑问,在国家的反恐怖主义措施和日常生活中的种族主义,是否还存在“宽容、自由、正义还是和平?” 这里所体现的关于人类文化共同体的理想,关于文化对话、理解直至达成共识的浪漫期盼。
  给这一疑问以深刻注解的要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一个重要理论发现,即群体成员在陈述群体内人员或者群体外人员的行为时所采用的不同的具体客观或者抽象评价的语言倾向。这便是所谓“群体间语言偏见”(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美国学者戈勒姆(Bradley W. Gorham)重新进入这一理论,研究了208个成年白人如何对待一个电视犯罪新闻中嫌疑人的种族身份,并探讨了种族身份如何影响用于描述嫌疑人的语言提炼 。他的研究证实了犯罪新闻引起群体间语言偏见,并表明媒介使用与群体间语言偏见的出现有着显著的关联。具体说来,即成年白人对非裔嫌疑人更可能使用更多的抽象描述,对白人嫌疑人更可能使用更多的具体描述词。 而且,这一倾向与新闻媒介使用有关,更频繁地看电视新闻、阅读报纸的人更可能呈现群体间语言偏见。而且实验结果证明,种族相关的新闻报道将先入为主地主导种族刻板印象。而且这些刻板印象一旦触发,就会以可能帮助涵化占主导地位的种族观念的方式支配新闻理解。尽管这一研究不能说明长期的媒介使用与社会群体感知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它的确发现了涵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媒介使用变量与支持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回答之间的关联。经常使用本地、网络和有线电视新闻,以及经常使用地方报纸,都与群体间语言偏见的出现有联系,其方式是支持负面的对非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而且,所有电视使用都与群体间语言偏见有联系。这也许意味着,不管在今天的媒介环境中频道和选择是否过剩,认为非裔美国人是暴力性的符号化讯息仍难避免。社会心理学家经常认为,社会领域充满对非裔美国人的刻板化再现。这种观点得到了媒介内容分析(特别是新闻)的证明。比这种理论更为复杂的是,人们可以维持有同情心的、低度偏见的少数群体观念,同时他们又对少数群体怀有不安的感觉;或者,人们可以自觉地坚持平等主义的信念,同时又做出符合刻板印象的解释。既然存在这样的复杂性,那么就应揭示媒介影响我们的种族思想的微妙方式,逐步干涉媒介的负面影响过程。只有通过理解观看者赋予媒介种族内容的多种方式,我们才可以希望使用大众媒介来促进社会正义和平等。
  大众传媒研究者和社会心理学家经常指出,大众传媒是刻板印象的重要来源之一,经常看电视的人容易相信现实社会与电视上描述的世界是类似的。涵化理论的许多内容分析已揭示媒介文本可能扶持对种族、权力和社会的占主导地位的看法,但没有揭示这些信息是否真正在观众中产生影响,是否真正发挥了他们所说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没有详细说明从接触电视到产生影响的具体的运作机制,甚至这一重要的研究流派遭到欺世盗名的质疑。为了更好地理解媒体协助维护刻板印象和偏见的方式,戈勒姆指出,需要仔细地考察人们如何在种族问题上与大众传媒之间的相互影响。他运用了社会心理学方法来揭示人们与有关种族的媒介内容互相作用的不同方式。考虑到人们会对符合刻板印象的含糊不清的信息作出反应,他认为关注观众如何加工处理媒体信息尤为重要,即便观众是在有意识地抵制偏见。再者,虽然在美国公开的偏执态度有了普遍的好转,但一些研究表明,它已被一种更为隐蔽的现代种族歧视所取代,其特点是白人对非裔美国人的困苦既表示同情又对黑人表示不安和不屑。这样,在一个大众传媒互相抵触地呈现非裔美国人形象的社会里,人们在新闻广播中既看到成功的新闻主播形象又看到危险的犯罪分子形象,他们对就会对少数民族持相互冲突的看法,甚至受众本身并未意识到媒体形象使他们怀有微妙的种族歧视。按照戈勒姆的逻辑,团体间语言偏见在语言上以不同程度的抽象性为特征,并取决于这个人是否在谈论内群体或外群体成员,取决于这个成员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与群体的刻板印象相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提醒学者,只有更好地了解人们对种族问题相关新闻的不同诠释,我们才能想出办法使新闻制作人和受众避免加深负面的刻板印象。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文化同化的作用并不能消除彼此的仇恨 ;充斥在博客日志引导的对“他者”的谈论,以语言符号为载体进行“文化的排他”和种族主义行为一样加深着彼此的误解,引发彼此的敌对;它依然反映了种族的不平等系统,并由社会内部成员共享的话语体系来维持、复制和巩固 。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人们正在日益走向一种混合形的、拼接性的、多面性的文化依存,对于交往中亲密关系结构、情感心理依恋、意象和意义分享、仪式和习俗效应、宗教或其他信仰的情怀、代际传承关系的探讨日益增加,努力为超越跨文化传播的内在障碍寻找着出路。如何应对这种矛盾,把学会欣赏和容忍多样性、复和性和文化差异真正落实到人的生活层面,这依然是摆在西方学者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2、跨文化伦理的新视野

  一般理论认为旅居者应尊重东道国文化,并鼓励他们适应东道国的道德准则(“入乡随俗”),或尊重东道国规范的同时保持自己的道德伦理。里查德•伊万诺夫(Richard Evanoff)认为在跨文化对话中采取一种替代模式,其间有着不同道德伦理的人们可以积极建构他们的共同基础,批判现存的规范形成新的规范,即创造出协同的“第三文化”(third cultures)。其最终目的是融合不同文化的规范,指导跨文化情形中个人的交往。
  这一观点明显吸收了贝内特(Bennett)的“跨文化敏感”(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理论,该理论把个人应对跨文化差异过程中获得融合视角的过程分为六个阶段,即否认(在早期“种族中心主义”阶段简直没认识到差异)、防御(承认差异但认为一种文化比另一种优越)、采取表面的普遍主义把差异估计得最小、接受(在后来的“种族相对主义”阶段,以一种简化的相对主义的方式接受了差异)、适应(个人能够以其它文化作为参考框架)、融合(个人采用了双文化的视角,利用多种文化框架为参照)。而伊万诺夫认为,还应超越贝内特所说的六个阶段,达到第七个阶段——“生成”阶段,即新的文化形式创造性地产生出来。生成阶段超越了贝勒特的种族中心主义和种族相对主义阶段。其目的并不是简单地说现存的文化是最好的(种族中心主义)或每种文化都一样的棒(种族相对主义),而是产生出一个不同的、更好的文化观。生成阶段使个人和社会都可能产生变化。它所生成的新的选择(有些或许失败,有些或许行不通)但它将同样有价值,因为我们需要不断地实验。其理论逻辑在于,融合并不是一种价值观完全取代另一种也不是把两种文化并置调和,它伴随着对两种文化的批评。融合并不是旅居者适应东道国文化的规范而是一个相互改变的过程,旅居者和东道国文化在彼此适应。许多跨文化交流者都遭遇到价值观念的失范现象。因为指导他们行为的规范还未存在,而它必需在对话的过程中创造出来。
  跨文化对话能有效地融合表面上不相容的看法,甚至会产生处理新问题的全新的概念和规范。伦理上的跨文化对话是可能的,因为伦理原则如同其它文化形式是人为地产生的、传播的。伦理原则既非天生固有,也非写进形而上学的图式之中。如果伦理规范是由文化缔造的,那么同样可以根据新的问题而得到修正从而在跨文化的交往中获得新的视角。在规范层面,寻求一套让所有人遵循的价值观念是无用的。首先,它是一个铁板一块的社会体系,所有的个体特殊性会被摧毁。其次,摧毁了个体特殊性,批评体系的基础将荡然无存。没有批评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我们的伦理体系就不可能与时俱进。
  伊万诺夫还总结出跨文化对话的四种融合方式:第一,纯粹的种族中心主义的批评形式,它以文化的刻板印象为基础,简单地把一种文化和另一种对立起来看哪一种“优越”;第二,文化内部的批评形式,个人反思批判自身的文化规范和传统,试图区分它的积极面和消极面,这个阶段运用了更为辩证的推理;第三,跨文化的批评,把一种文化中积极的方面与另一种文化中消极的方面做比较;第四,综合性的批评,它努力创造一个全新的框架或图式,融合了双方传统中积极的方面摒弃了消极的方面。
  伊万诺夫论述的融合方法能否适用于跨文化实践,依然有待检验,可以肯定的是,文化的相对性(文化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规范)不同于文化相对主义(必须完全接受这些差异),因此,需要在跨文化交流中补充描述性的、实证性的方法来观察跨文化的价值观和准则如何在积极地协商。

  3、移民跨文化传播实践研究的新方法

  以帕克(Park)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很早就关注移民溶入新国家的文化历程。帕克从移民引起的社会问题出发,关注到传播和互动在社会分层及文化融合中的作用。人类学家霍尔(E. T. Hall)则更多的从行为科学着眼,分析了分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行为类型、学习特点、接受和反应方式。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的移民浪潮更见高涨,形成了紧迫的和更加普遍的跨文化传播问题。“陌生人”越来越被置于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进行考察,如古迪昆斯特(W. Gudykunst)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汀-图梅(S. Ting-Toomey)的“面子-协商”理论(Face-Negotiation Theory)、菲力普森(G. Philipsen)的“言语代码”理论(Speech Codes Theory)等。
  古迪昆斯特从“陌生人”的传播困境着手研究。在他那里,所谓“陌生人”,包括侨民、新到者、新成员、暂时逗留者、闯入者、边缘人、新移民、旅居者等。这是随着全球范围的人口流动,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陌生面孔。古迪昆斯特发展出一套对“陌生人”进行描述的技术,集中研究他们的伦理认同、交游类型、话语类型、感知习惯、自我意识和自我训诫。古迪昆斯特发现,所谓陌生人现象,是跨文化传播的普遍规律的表现。对于陌生人传播困境的研究,不只是为了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是要发现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有效的传播是经由何种条件达到的。他指出,三组表面性的因素交互作用造成了陌生人的焦虑和未确定性。三组表面性因素是:动机因素(需求、吸引、社会义务、自我概念、对新的信息的开放程度)、知识因素(知识期待、信息网络的分享、对多种观点的知识、对可供选择的解释的知识、关于同一的和差异的知识)、技能因素(移情的能力、包容多种观点的能力、适应沟通的能力、创造新概念的能力、调适行为的能力、搜集适用信息的能力)。这些因素的非平衡交互作用,导致陌生人面临传播情境产生焦虑或未确定性。有效的传播是对焦虑和未确定性的管理的结果,是将误解降低到最低水平 。
  康韦等人(Lucian Gideon Conway, Shannon M. Sexton, and Roger G. Tweed)通过对美国国家和民族的横向和纵向分析,剖析集体主义和政府限制的根源,使陌生人理论发挥对日常生活中意识形态过程的整合作用,挖掘出陌生人传播困境的社会政治意义,其中对符号与话语的政治策略的重视,弥补了陌生人理论研究中实证方面的缺失 。阿拉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 ,从中国到美国的夫妻间爱情观的对比 ,加拿大华人移民母子之间文化交流的差距与冲突 等讨论共同展现了这一理论实证应用时的多样化取向。一些学者通过透视中国人六种基本情绪的面部表达回应了汀-图梅的“面子-协商”理论,指出面子是一个关于在公众中建立的自我形象的隐喻。面部表达蕴含一套操作,包括面子策略的扮演、语言和非语言的动作、自我表现行为、印象管理互动等。他们重申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中国文化中崇尚集体需求和目标,将它置于个体需求和目标之上。个体的行为因而理所应当受到群体规范的控制,是“我们”而不是“我”才代表最高的认同 。这里的自我认知,使陌生人理论在跨文化的特质中走向心理学视角和多文化的融合。所谓的隐性理论(implicit theories)假定文化是由决定行为的不同的心理结构所决定的,强调行动者作为特定社会成员和文化分享者的意义,在不断的解释意义的行为中,人们和陌生人之间彼此建立起可以预期的信任关系 。然而,人们在观察陌生人并与其交往时潜隐的意义和价值体系,依然是从自我的个体经验出发。
  本来,在同一文化范畴内,人与人沟通时会发生正常的误解;然而,当人们跨越文化产生互动的时候,尤其是试图跨越那些价值体系差异较大的文化,正常的误解就会被夸大。这不仅给个人之间带来意义读解的困惑、心理情感的隔膜、文化身份的疏离,而且引起文化族群关系的失谐和冲突。这个问题随着全球化交往活动的日益频繁,显得更加突出了。针对这种情况,韦斯伯格(Adam Weisberge)在1992年就指出,边缘人研究和它的特殊视角所要解除的是人们成长于其中的文化所带给他们的观念的绝对边界 。2006年跨文化传播研究正体现了这种意识。其在边缘人问题上的研究对象涉及穆斯林的边缘人、戒毒中的年长者、异国的旅行者、女政客、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葡萄牙女移民、墨西哥裔美国人等等。而从总体上看,“陌生人”与“边缘人”研究的核心依然是移民的跨文化传播问题,并且表现出方法上的创新。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移民的文化适应研究经历了由单维模式向多维模式的转向。在单维模式里移民们摒除了原有文化身份逐步接受东道国文化,接受它的文化规范、价值观、态度和行为。这种模式过于简单,视家乡文化和东道国文化是一对抗衡的作用力。虽然该模式在同化和隔离之间发展出另一种平衡模式,但它认为继承文化和东道国文化没有直角的维度而相互依赖。而且这一模式没有区分个体强烈认同两者文化或极不认同两种文化的情况。而在多维模式中,移民可以在态度、价值观、语言、文化身份等单独的方面不同程度地理解原有文化和东道国文化。比如贝利(Berry,1980,1997)认为,移民的文化适应策略可以分为:1)融合(保持文化身份并与东道国社会保持良好关系);2)同化(只认为与东道国社会保持良好关系重要);3)分离(只认为保持自身的文化传统重要);4)边缘化(结果两者都不重要)。贝利认为移民至少在6个心理层面经历着改变的过程:语言、认知模式、个性、身份、态度和文化适应压力。最初的改变以后,个体进入了矛盾的状态和适应阶段。贝利认为这4种文化适应策略不是分离的、静止的。个人也许从一种策略转到另一种策略,东道国文化存在多种文化而不是只有单一的多数裔的文化。在贝利的文化适应模式基础上,布尔黑斯等(Bourhis,1997)提出了交互式文化适应模式(the Interactive Acculturation Model)。它既关注接受社区的文化适应的期望值又关注移民自己的文化适应倾向。根据这一模式,东道国的社会成员对移民的文化适应有5种倾向:融合,隔离,同化,排斥和个人主义。后两者是边缘化的变异。在布尔黑斯等看来,融合代表一种容纳的态度,东道国国民认为移民在吸收他国文化的同时有权保留他们的文化遗产。赞成这种策略的人期待着社会向多元文化演变。那些拥护隔离策略的国民认为把移民文化从主流文化中分离出去是为了更大的社会群体的最大利益。那些赞成同化策略的国民希望看到移民摒弃自身文化。排他主义者认为移民对社会有危险,国家应关闭而不是放开移民政策。最后个人主义的主张者认为没有什么方式能处理个人的身份问题,个人有权采取任何适合自己的策略。但东道国的文化适应策略与移民的文化适应倾向并不总是一致。
  很明显基于目前的移民气候,文化适应的研究不仅仅要考察移民的体验,同样要考虑两种文化群体互相接触时产生的相互变化。再者,我们不仅要考虑移民的文化适应倾向,考虑接受国在这一过程中的期望值,也要综合考虑双方取向在人际间和群体间产生的后果。在许多情形中,这些过程应在跨文化的语境中考查。
  在跨文化文献中“文化”和“身份”的使用很不明确有时甚至可以互换,这很成问题应当将来的理论建构和研究中得到修正。文化是个复杂的建构,它包括人类的产物,社会制度、语言、习俗、传统和分享的意义。文化身份则指归属某文化群体的自豪感。移民也许很容易接纳一种语言、服装或新国度的工作习惯甚至喜爱那里的食物——所有的外部装饰——但他们也许仍强烈认同自己的出生地身份。这意味着移民放弃了文化继承的某些部分,但没放弃自己的文化身份。将来的研究应调查对移民而言哪些方面是保留其文化身份的基本方面。而且宗教是值得特别关注的领域。文化和身份定义的改进同样对社会包容具有意义。
  除了文化、身份和包容的问题,我们应当注意到全球化随移民和群体关系的影响。它主要在两方面对移民和接受国产生影响:全世界移民人数的增加以及史无前例的跨国交往机会。这两个因素很少有人研究应纳入将来的研究之中。
  宽泛地讲,跨民族主义(Transnationalism)指的是跨民族国家疆界的人们和机构的多种联系和交往。虽然它反映国际上国家间的联系,在许多情况下,它被用来指移民缔造和保留多股社会关系以及其定居地和出生地社会的联系。它基本的要素是移民同时认可祖国和东道国社会。跨民族主义被地理上的接近性和远程通信服务所推动,有些人认为它更可能在移民占相当比例的国家中产生。在全球化语境中跨民族交往以不同的方式与4个核心文化适应策略结合起来。比如,融合的移民会看重文化的保持同时也与东道国社会接触,并且通过与出生地的联系扩展文化保持的方式。另一方面,那些把分类和跨民族联系结合起来的移民会退避三舍,退回到种族的小团体内。这种种族小团体与祖国有着多种联系,如,贸易公司、旅行社等等,特别是他们遭到种族歧视或感到被同化的巨大压力时。跨民族主义给移民在新国度的生活提供了更广的选择余地。当他们的身份受到威胁时,移民有更多的机会和东道国保持距离。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使移民在新的社会中更自在。
  第二个影响将来研究发展的是人口统计的不断变化。移民慢慢成为既定社会的成员而改变了人口比例。这样一来,东道国社会在文化上越来越异质化。这种多元文化的环境可能导致新的文化适应策略和结果,混合文化和多元主义是其中的两种结果。当各种各样的文化并存的社会就没有明显的支配群体,混合文化可能出现。这种杂合的文化现象在跨民族的年轻人身上特别容易找到。最后混合文化的意义在于移民通过加入自己文化的因素改变了东道国的文化,他们从而觉得更容易、更喜欢发展中的民族文化。多元文化的社会另外一个结果是多元主义。它从许多不同群体的关系中产生形成一个新的民族(或社区)。虽然有着社会地位的不同每个群体都是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明显的多数裔群体。
  最后多元文化社会的民族身份问题值得更多关注。那些支持保留文化继承同时提倡更高级民族身份的国家显示出种族宽容的更高的水平。加拿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部分加拿大人认同加拿大而不是种族群体,他们支持多元文化主义对他群体的宽容度较高。加拿大的移民对国家标签的认同比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移民高。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接纳以及多方面的、包容的民族身份的演变成为将来我们所期许的变化。
  沃德和马斯格勒特(Ward and Masgoret)验证了对待移民态度的一种综合模式。它依据了综合威胁理论和群体冲突的工具性模式并结合了接触和跨文化方面的假设,该模式提出相关的5个潜在的变量:多元文化的思想意识,与移民的接触,群体间的焦虑,可察觉的威胁和对移民的态度。数据来自于对非常适合该模式的500个新西兰家庭的电话随机调查。潜在的个人(多元文化的意识形态和不同情况(与移民的接触)的变量是一些外部因素它们互相关联。更频繁的跨文化接触使群体间的焦虑感降低,威胁感的下降,将对移民产生更为积极的态度。同时多元文化的思想意识也会降低威胁感从而改善对移民的态度。
  格里弗斯和勒斯戴尔(Griffiths & Nesdale)的研究表明,多数裔团体的儿童表现出对自己团体一贯的喜爱而少数裔却不尽然。本项研究评估了多数裔(59名盎格鲁澳大利亚人)和少数裔(60名太平洋岛民)的5-12岁儿童的种族态度。研究表明多数裔参与者对自己团体的评价高于两个外团体。对土著外团体成员评价其次。相反,少数裔参与者对本团体和多数裔外团体的评价一样积极,而对土著外团体的评价最差。两组参与者都显示出对团体内邻居的偏爱,最不喜欢与土著外团体成员成为邻居。结果显示对于多数裔而言,年龄是个变量而少数裔则不是。
  荷兰学者、促进跨文化接触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cultural Contact)主席凡•奥登霍温与霍夫斯特拉(Van Oudenhoven and Hofstra )越来越多的研究考察了移民对文化适应的态度的个人因素,但是很少有研究关注多数裔成员的态度。本文报告了两项研究的结果,考察了荷兰移民(177人)和多数裔(243人)的情感交往类型(attachment style)和文化适应的关系。目前很少有研究把情感交往类型和文化适应理论联系起来。这很重要,因为情感交往理论指的是在新的环境中与他人的交往。4种情感联系方式(安全无忧,拒绝考虑,先入为主,和恐惧害怕)与贝利(Berry)对文化适应态度的分类相关。安全类型的移民和多数裔成员对融合持积极态度,而拒绝考虑者则不然,他们更支持分离。安全类型移民和多数裔成员在情感类型和文化适应理论的相关模式上呈现出相似性。但当他们有着先入为主的态度时,反应则很不一样甚至相反。这些不同的反应有着相同的心理过程:先入为主者存在的矛盾性导致了不同的反应。
  贝利(John. W. Berry)跨文化交往领域包括两组并行的现象:文化适应和种族关系。对它们的研究通常是分别进行的,但在多元社会中它们的相交之处对理解跨文化交往越来越重要。虽然早就有这样的共识,但实际研究却没有达到一个平衡:文化适应研究的对象大部分是非主导地位的团体,而种族态度则重要研究的是占主导地位的人群。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们开始在加拿大着手调整这种不均衡的状态。我们运用了多元文化思想意识的概念考察了占主导地位的人关于移民和种族团体的文化适应期待;我们运用安全感(文化和经济上的)、宽容度以及种族态度等概念同样考察了占主导地位的群体相对的变化。最近,我们拓展了研究手段。对移民和定居者态度的国际研究考察了许多国家不同种族文化群体的看法。这篇文章对更广的社会中不同成员进行了研究,论述了相关研究的结果和框架。许多人口统计和心理学上的变量与移民的人数和种类相关。
  帕法菲洛特和布朗(Pfafferott and Brown)415名青少年(134德国多数裔和281少数裔成员)完成了一项问卷调查,考察对文化适应的态度、生活满意度和团体间关系这几个变量。德国多数裔成员倾向融合,同化紧跟其后(根据贝利的分类),但少数裔成员明显偏向融合。融合与团体间融洽的关系紧密联系,对少数裔而言生活满意度而不是其它的文化适应取向与对融合的态度有联系。本研究表明在自己的文化适应态度和可察觉的其它团体的态度之间的差异可能影响生活满意度和团体间的态度。可察觉的调查对象父母的态度也在考察之列。比起他们自己,德国多数裔青少年认为他们的父母更倾向分离策略,而少数裔成员认为他们的方面更倾向与排斥策略。在多数裔的例子中,这些分歧与结果变量没什么关系,而对少数裔而言它们影响了社会满意度、可察觉的团体间关系的质量和宽容度。

  4、大众媒介的多元文化生产策略新观察

  多元文化节目在1960-70年代的西欧还只是被看作为少数族群服务的节目,这种情况到了80年代之后就开始发生转变。尤其是英国的电视《Goodness Gracious Me》,以讽刺生活在英国的白人和亚洲人的偏见和成见为内容,成为英国的主流节目之后。多元文化节目在英国已经成为既受少数族群又受主流受众喜爱的节目类型。这一现象引起了引起了欧洲传播学者的特别关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勒迪(Andra Leurdi)的论文《寻找共同点:欧洲多元文化生产策略》 。作者调查了奥地利、比利时、德国、荷兰和英国等五个国家的公共广播编辑和节目制作者,探讨了“多元文化电视节目”的概念形成,多元文化节目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带来的节目类型。从制作者对多元文化节目的视角入手,作者试图解这些制作者如何定义多元文化节目?它们被生产的目的是什么?而且更主要的是,这些节目如何努力传递给种族和文化多样的电视受众?以及欧洲多元电视节目不同策略的优势和弱点。
  作者的调查显示,多元文化节目如同多元文化主义一样是个充满争议的概念。一方面体现出对符合多元文化社会现实的电视节目的需求;一方面又被看作是一个过时的做法,只是为了实现“政治上正确”。但是节目制作者对这些争论感到厌倦,他们只是想要制作高质量的电视节目,不管种族和文化的问题是什么。而如果政治上要求“提高多元文化主义”或者“介绍少数族群的观点”,那么制作者认为这是违反了职业标准和客观性的。另一个争论包括,电视台是否有必要专门设定节目和时间来播放多元文化的节目。批评者认为与其专门设定个时间播放多元文化的问题,不如在各种常规的节目中多出现少数族群的演员、嘉宾和主持人。尽管多元文化节目是否必要存在有所争论,但是西欧各国的都在制定政策要求公共广播机构以各种形式生产单独的多元文化电视节目,作为公共广播的一种公共服务义务。1990年代以来,欧洲公共广播与商业频道的竞争开始激烈起来,多元文化电视节目的发展受到了很大冲击。多元文化电视节目的概念呈现多种面貌,在不同国家不同环境中表达不同的意义。根据勒迪的研究,欧洲电视在多元文化生产策略方面呈现五大特点:
  其一,寻找少数和多数的共同空间。与早期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当前国家公共广播中的多元文化电视节目既瞄准少数群体又瞄准多数受众。也就是节目制作者在寻找一种节目形态吸引不同族群和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早期常常使用的方法是介绍不同文化的食品、音乐和体育。但是现在编辑和节目制作者不愿意将展现文化多样性中的积极一面作为唯一目标,他们的视野、话题和方法都不断扩宽。他们的目标就是寻求既吸引少数族群又让主流受众感兴趣的节目类型。所以节目开始更多去寻找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似的地方,或者对同一个议题表现多样的观点。
  其二,杂志类电视节目的多元文化节目引入幽默元素,呈现多元文化社会中的日常问题。
  多元文化电视节目依然采用传统上流行的电视节目形态,比如最常见的策略是报道成功个体,这一直是多元文化节目的重要方面。与此同时,一些节目制作者为了强调电视的娱乐和放松功能,注重节目中使用幽默元素;为了减少为多元文化主义说教的意味,注意关注日常生活,呈现多元文化社会中的日常问题,比如孩子上学等。编辑和制作者认为生死爱恨等题材是多元文化节目寻找的“普世”标准。在所有的采访中,电视节目制作者都强烈意识到节目类型的重要,并寻求通过对普遍的情绪和经验的表达来吸引不同文化背景的少数和多数人关注。
  其三,从多元文化主义到跨文化。既吸引少数又吸引多数受众的策略使得多元文化节目逐渐转变为“跨文化”节目:一种既来自少数族群视角,又被更广大受众理解和接受的节目。
英国的Channel 4频道的多元文化节目编辑就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并不意味着节目中的黑人和亚洲人必须要谈论“种族”问题。他们在节目中出现是因为英国当代社会就是一个多文化多种族的状况。所以,多元文化主义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现实,在媒介中进行正常的反映即可。英国的多元文化节目当下尽量避免多元文化主义中的负面意义,努力建立世界主义的多元社会形象。荷兰过去标识为多元文化的节目现在也被“跨文化”取代,以表示在荷兰一些过去被看作是亚文化的文化已经被吸收到荷兰的都市文化中,成为荷兰文化的一部分。而文化差异不再被看作是一个问题,而成为新闻、喜剧等节目中令人激动的主题,成为节目制作中灵感和资源的一部分。
  其四,说唱乐成为跨越文化差异的音乐类型,喜剧是另一种跨文化的节目类型,尤其是以文化成见为素材的喜剧作品。
  其五,BBC和Channel 4 都尝试介入式记录片创新地反映文化和身份问题。突出的案例就是BBC制作的记录片《交换种族》,探索当一个人短暂地改变肤色之后会发生什么。这个节目在英国引起极大争议。但是显示了BBC让主流观众关注种族和文化差异问题的新尝试。而且不再以过去的多元文化节目方式对文化差异进行说教。这种尝试被称为多元文化节目的“跨文化趋势”。但是这种趋势也显示出只有当少数族群的文化成为都市文化的一部分时,才会成为多元文化节目中的一部分。那些文化更为封闭,不能融入到都市文化中的移民无法在这样的节目中受到关注。
勒迪最后得出结论,在多元文化节目中,关注人类共通的经验和情感将是一种普遍的趋势,以实现跨文化的目的。多元文化节目更多倾向于描述少数和多数族群的交流与接触,而不再是一味地描述文化的差异。不过,这种接触中存在着明显的“大都市风格”(cosmopolitan,世界主义),尤其是青年文化中,可见的文化身份都是显现于现代都市中。而这种“大都市风格”也使得文化和种族身份不再是人们的固定特征,而成为一种复杂的建构,且带有自我建构和游戏的成分。一些跨文化的节目取得巨大成功,成为影响受众建构身份的文化一部分。

  6、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研究

  全球信息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电子网络社区的形成、全球和区域经济组织与跨国公司的高度集团化、信息技术对军事冲突的控制能力增强、大规模的移民、急速推进的城市化、网络技术和自然语言的结合、全球文化市场扩张、国际品牌的形象认同……构成了2006年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全球化背景。
  1992年,罗伯逊曾经对全球化做出了一个精妙的论述。他指出我们应该从两个层面总结什么是全球化,一个是物质层面的,一个是精神层面的。前者主要是指世界时空的压缩。运输、传播技术等因素的变化使时空建构出现麦克卢汉所谓“内爆”,世界越来越“小”了。后者则是全球意识的加强 。以往在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文化的全球化作为一个术语已经代表了一种研究的视角 。W. Wayne Fu回顾了外国电影进口审查概况,指出国际电影来源的同质化和集中化现象。 Heidi Hatfield Edwards以雅芳国际公司停业三天为范本,对观众在公关传播角色的进行了修辞类型学研究, 他指出越来越多以“全球”开头的新名词充斥着人际交流、大众传播的各个渠道:全球文化、全球经济、全球市场、甚至全球大舞台等。这就是说,不仅全球化作为一个事实已经客观存在并且发展,而且人们正积极巩固全球意识,越来越自觉地将自己投入到全球框架中。因此,全球很多地区即使物质水平没有达到相应标准也在文化上为全球化做准备。作为一种意识存在的全球化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文化生活之中,从而使全球化具有强大的文化动力。经济全球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超乎过去所有历史阶段的重要角色,它所提供的全球意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等成为影响跨文化传播的关键因素,它被置于人与经济、政治、文化和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进行讨论。
  当前的跨文化传播大都将传播观念看作是文化实践,布尔迪厄曾把对与文化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比喻成旅程与地图 。文化既是地图(各种规则和惯例),又是实际发生的旅程。因此任何传播实践都组成了文化地图中的又一个部分。传播和文化就是这样两个密不可分的实体,它们之间的动态关系构成了彼此存在的条件。席勒在1976年发表《传播与文化控制》,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术语,描述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包括媒介企业统治发展中国家的方式。他将文化帝国主义定义为“过程的总和。通过这种总和,社会被带入到现代世界体系中,并且这个社会的统治阶层被吸引或者被迫,甚至有时候是被收买,形成社会的机构,以回应或甚至是提高体系中统治中心的价值与结构。”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导致了“可口可乐殖民化”、“迪斯尼化”、“美国化”等问题。
  帕特里克•史密斯(Patrick Smith)认为:“我们可以把全球化定义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全世界的盛行,包括去管制化,公共机构的全盘私有化,以及对于绝对自由市场的毫不动摇的信仰。但是,让我们看一看这个词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就算是对它最深信不疑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全球化其实就是美国化……我们似乎给这个提议赋予了一点终极色彩:历史已经结束;黑格尔的历史进程已经完成,而它的终极结果就是美国模式……” 。Chad Raphael试图在全球技术时代中,寻找造成美国族群差异和人际关系鸿沟的原因。 他不是站在孤立的场景中论述“权力、媒介、社会性别和科技”,而是把其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中加以体察,重视市场在传播资源配置中的社会倾向性、资本的权力以及市场机制与民主机制的区别。他着重关注美国意识形态在媒介的形成及合法化的机制,国际社会的传播资源和话语权,探究“橄榄球”、“人工智能”、“科学”、“信息”、“新世界秩序”等领域中彰显的或是潜藏的社会性别不平等,探讨不平等的社会、经济、文化关系被维护、强化、抗争、挑战的过程等问题。美国传播的特点依然是“直接对世界其他地方人的生活产生影响”。
  “流动”是理解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传播的关键词汇,全球化阶段以前,文化基本上被看作是一个民族或地区所在地人们的“生活方式总和”,是一种有地理疆界的,向内发展的概念。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所接受的文化信息已经远远超越了他们的物理空间,传播技术和运输技术的发展带来人口流动、信息流动,跨地区的文化交流从而突破空间对文化的限制,成为跨文化传播的一个主要特征,“不同因素构成的跨地区文化逐渐成为历史舞台的新宠” 。Evert Van de Vliert 提出的疑问是全球范围内的财富差异是否会领导和驱动文化的走向? 汤林森曾经论述,“全球化的概念是如此之广泛,它的含义又是如此之根本,以至于它可能破坏建立在我们的知识和批判传统世界上的世界画面。” 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已经进入到全球化阶段,人类社会从未像现在这样联系紧密而且相互依赖。而跨文化传播研究也在经历着向全球化范式的转型。

  7、大众传播的文化形象互构研究

  由于跨文化研究始于二战后的美国,并通过美国学者发展起来,因此,这一研究领域一开始就带有欧裔美国人的视角。而此之前的欧洲学界经历了由现代性所导引的傲慢与偏见向后现代所指引的“去欧洲中心化”的转变,20 世纪以来,在全球化的两个层面都面临尴尬。首先是移民数量的急增带来了身份冲突和文化冲突,其次是跨国媒介传播的迅猛发展。这带来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路径,即某一文化群体对不同文化的行为差异和生活习惯的研究。在这种研究中,另一文化群体往往是被编辑和符号化的对象。通过文字或图像符号描述的他国或其他民族是历史和社会条件产生的文化形象,它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发生相应的改变,但同时又反映着形象制造者的社会和历史情形。
  Sandy-Ann M. Griffith, Charles Negy, 和Derek Chadee通过对特立尼达和美国公民对家庭暴力的态度差异分析, 说明由此衍生并建立的他国或其他民族的形象不仅是一种“再现”(representation),而且反映着生产这种“再现”的语境的历史的、社会的特征。它不是表象的累积,而有着活生生的文化机制的图景和情境。Soek-Fang Sim则试图在新闻报道中寻找这种情景的话语表达方式,复原神秘的亚洲价值观。 正如霍尔所说,“事件、关系和结构在话语领域之外都有其存在的条件和实际的效果,但是只有在这种话语之中,在那种特定的条件、限制和形态之下,它们才会也才能在意义中建构。”
  Soek-Fang Sim重申误读,是对文本所反映对象的误解、曲解,是跨文化传播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传播学认为,“意义的交换有一个前提,即交换的双方必须要有共通的意义空间。共通的意义空间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传播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等符号含义的共通理解,二是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 由于人们只能以自身已有的经验范围和知识储备为蓝本来接纳新信息,所以在传播的基本要素中,双方共同的经验范围构成传播必需的语境和背景即“共义域”左右着接受对象对认知对象的理解。“共义域”越是广泛、完全,双方之间的了解和认识越是深刻、明晰、准确;而当“共义域”缺失或者不完全时,就会造成传播的不顺畅,误解和曲解也就由此产生。在跨文化传播中,由于传播者与所反映对象之间,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经验范围严重缺失,使得两者之间的“共义域”超乎寻常的偏狭和缺失,因此难免出现曲解,造成误读。可惜的是,Soek-Fang Sim没有在文章中给出构建共通的意义空间的可能方式,所谓基于人类共享经验的普遍选择仍然没有找到现实的路径。
  2006年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中,亚洲人和澳洲人是两个受到普遍关注的群体。Tan, Carole
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来审问早期移民到澳洲的华人后裔,采用口述历史和访谈的形式,探讨华裔的澳洲人身份在澳大利亚主流社会遭遇的尴尬,尽管享有平等的公民权,但是在澳大利亚人眼中,仍然是异类,Tan, Carole称其为“暴政的浮现”。 他延续的是格尔兹(Clifford Geertz)以来的浓密描述法(thick description,一译作“深描”), 反思处于文化交流场中的人们的现实处境,剖析文化差异与多元文化认同的心理障碍,努力展露出个人经验与群体经验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从而暴露出潜隐的意义和价值体系。
  电影一直是跨文化传播的主要符号呈现形式。Ji Hoon Park, Nadine G. Gabbadon,和Ariel R. Chernin三人对《尖峰时刻2》的文本和受众分析考察了喜剧中种族的刻板印象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含义。虽然亚裔、黑人及白人焦点小组参与者对电影中的种族成见持不同的态度,但是大部分参与者,不管他是什么种族,都觉得电影中的种族笑话并不令人生厌。许多亚裔和黑人参与者从对他们种族形象的负面刻画中找到了乐趣,并没有产生对抗式的解读。他们的研究表明文本的喜剧手法和人们的习以为常使受众不去挑战种族成见而将种族差异自然化。
  《尖峰时刻2》(2001)作为《尖峰时刻》(1998)的续集,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在美国获得了2亿2千6百万的收入,全球3亿2千9百万的总收入。到2005年3月为止,该影片高居有史以来美国票房第45位。影片讲述两位警察的故事,一位来自洛杉矶(克里斯•塔克饰“卡特”),另一位来自香港(成龙饰“李警官”),他们一路追捕亚洲黑帮成员成功破除一项精心策划的阴谋。虽然《尖峰时刻》及续集刻归入动作喜剧片的“搭档”电影,但该篇与传统的搭档电影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由非裔美国人和亚洲人领衔主演。虽然这样的角色安排可能疏远白人观众,但影片获得了惊人的主流认可,这说明少数裔和白人观众都喜欢这部电影。也许受到了《尖峰时刻》成功的鼓舞,当前越来越多的喜剧电影由亚洲人和黑人主演,比如《我是间谍》(2002),《上海骑士》(2003),《寻堡奇遇》(2004)。
  可以说越来越多由少数裔主演的喜剧片使人们对不同种族更加宽容,同时也接受了亚洲人,他们一直以来被边缘化没有代表美国的主流文化。然而,如果说这些电影做了巨大的改变代表了种族文化显然为时过早。调查表明这些电影呈现的不仅是种族等级制度的叙事方式,而且片中人物与负面的对少数裔的刻板成见相一致,这不能不算是种族歧视。明显的老套的种族刻画与商业成功之间的关系看起来很有问题,充满相互矛盾。Ji Hoon Park, Nadine G. Gabbadon,和Ariel R. Chernin三人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电影展示的是明显的种族成见,人们为什么喜欢看?通过《尖峰时刻2》,他们考察喜剧中种族成见的意识形态含义,探讨喜剧形式如何获得如此特免权使人们认为种族成见并无害处,尽管这样的表现会带来可能的反面后果。他们对《尖峰时刻2》的文本分析识别出各种刻板成见,它试图以文本的手法分散观众的批判性解读。通过跨种族的接受分析,他们调查了亚裔、黑人及白人观众对片中种族笑话的反应,考察其是否对种族成见持不同的态度。虽然目前只对《尖峰时刻2》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其结果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揭示了种族成见如何在喜剧中使种族差异自然化。
  这一主题也体现在《防弹武僧》,《杀死比尔》和《最后的武士》等电影中。尽管不属于喜剧,但各自巨大商业成功掩盖了民族主义的主题,火爆大都场面背后是潜在的种族歧视和超越种族界线的广泛的受欢迎程度之间似非而是的关系 。
  麦迪逊分校电影与戏剧研究中心主任米雪儿•赫尔梅教授在2006 年 1 月 13 日至 1 月 15 日英国媒介、传播与文化研究协会( MeCCSA, Media,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Studies Association)和英国媒体实践教育工作者协会 ( AMPE, The Associations ofMedia Practice Educators)的联合年会上作了题为《 超越“ 美国化”:英美广播电视中文化联系的全球意义》的主题发言,他认为 , 电视是二十世纪“ 美国化”——即美 国 文 化 形 式 对 其 他 国 家 本 土 文 化 的 影响——盛行并遭遇对抗的主要媒介, 对讨论和理解英美的独特文化联系的跨国文化影响具有全球意义。Trevor Parry-Giles & Shawn J. Parry-Gile美国NBC的招牌系列剧《白宫风云》为个案研究,分析了其中隐含的民族主义倾向。故事的主要人物包括总统、幕僚主任和副主任、新闻办公室主任和副主任、白宫新闻发言人,几乎探讨了美国政治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文章指出《白宫风云》用幻想的情节向人们解释“三权分立”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但美国依然被描述成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虽不是最完美但却是最积极要求进步的国家,其他国家不是贫穷落后、封闭无知就是恐怖的独裁统治 。形成对比的是,包括周星驰在内的亚洲电影,在开拓澳洲市场时,不得不已牺牲自身特色为代价 ,这也许就是跨文化传播中强势和弱势的差异。

  四、结论

  2006年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密切关注在不同文化背景和道德传统下的社会实践,探寻媒介化社会互动的道路,展望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文化传播前景。从跨文化的视角出发,首先关注人类文化如何在局部地区繁荣和发展,进而如何在文化多样性基础上的交流。人们如何在文化交流中保持各自的独特性,如何建立文化的同一性,文化的多样性和同一性对习俗、语言和日常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不同的讨论进一步扩展了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视野,肯定和人类作为具有跨文化经验的物种的可能性和文化的无边界性,促进文化区域间的信息分享和意义分享,而不是促进文化帝国主义的权力支配体系的形成和文化同质化。
  跨文化传播研究与其说是建构新的文化,不如说是寻求调适文化差距或文化冲突的策略,将跨文化的一系列理论转化成为一种自我管理调适技术、人与人沟通的技巧、不同的国家或组织之间的协商谈判策略;转化成跨国促销的形象设计和诉求方式等实用型研究,从宏观回归微观。
  有一些问题值得继续关注:1、从霍尔的跨文化传播训练发展为量化的训练,在跨文化传播中引入人际传播、心理控制的技术 ;2、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继续古迪昆斯特等人的研究,提出普遍适应性理论,忽略移民或其他新来者的行为动机,着眼于人们对于共同的适应经验的分享,集中研究如何适应;3、安德森(M.L.Anderson)、科林斯(P.H.Collins)等人代表着一种多元文化的和文化播散的观念。他们关注的中心是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偏见、自我观念、权利等差如何在人的内在的传播互动中发生影响 ;4、发展传播研究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结合,集中研究政府、各种组织的经济、政治、道德或意识形态上的与另一种文化相比较的标准,特别是研究“创新—扩散”模式,新的观念和方法如何有效的得到推广;5、分析全球化趋势与本土化的矛盾,如媒介网络、市场跨度的全球化和形象、意识形态、语言符号的本土化;全球媒介环境对国家政治稳定、社会改革的影响;6、关于多元化还是单极化的争论,在政治传播层面,是人权与国家主权孰先孰后;在文化层面,是文化多元还是文化霸权;民族语言的独立性和纯洁性的护持问题;民族语言的国际化的可能性;7、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全球扩张的警觉;关于后殖民时代的文化分析;8、关注现代性、反思性和文化认同危机问题。文化认同或文化身份问题随着全球信息传播和人员流动加速而变得十分普遍和深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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