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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超现实的柏林墙(单波)

发布者:跨文化传播学术网 发布时间:2010/12/28 22:48:04    阅读: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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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为什么,弗雷德里克·泰勒的《柏林墙》让我产生了“超现实的茧”的想象。正如茧是蚕用来包裹自己的也是用来破的,柏林墙是用来阻止人们逃亡的墙,也是供人们翻越直至拆除的墙。仿佛是有某种感应,在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之际,我接到洪堡大学跨文化培训中心主任亨策教授的邀请,参加今年三月底在柏林召开的德中跨文化交流学术会议。这种首次着眼于德中跨文化交流的会议在柏林墙的所在地举行,是德国人翻墙或拆墙运动的继续吗?这让我充满期待。

  走出泰戈尔机场,阴沉的天气使傍晚的柏林过早地笼罩在灰暗之中。等候多时的侄儿刘力热情地把我迎上车,带我向位于东柏林弗雷德里希大街旁的Dietrich Bonhoeffer Haus旅馆驶去。从地图上看,这是从柏林墙的包围圏中往外走,所以,我一边听侄儿细数他的异乡生活,一边暗自留意着街边残存的柏林墙。聊天中我欣慰地发现,刘力不再仅仅是异乡的漂泊者,而是找到了某种归属感的旅居者。他不是一般的喜欢而是热恋着这座城市自由而宁静的风格,适应这里的生活空间,以致每次回到故乡武汉时反而有了不适感。十多年前那个曾被大姐压迫着上大学的高中生,在这里漂过了艰辛的留学生活。为了打发寂寞难耐的日子,他和妻子玩起了供华人交流的“德国热线”网站,想不到,现在竟排上了欧洲华人网站的头名。华人依恋上了这个虚拟家园,而他们在西柏林繁华街区的豪宅里过上了自己体面的生活。

  说着说着,车已经过波茨坦广场进入东柏林,落入眼里的满是摩登而又富丽的高楼大厦,引人注目的是,那高高伫立的巨型广告牌像放大的柏林墙一般分割着楼群。我好奇地问:“我们走出柏林墙了吗?”刘力笑着答道:“已经过了,刚才我们的车子咯噔一下,正是从柏林墙走过,路边保留的一小段柏林墙也从我们车边一闪而过。别担心,我述会带您过来参观的。”从他的口中得知,那超过155公里的柏林墙倒塌后,还是作为城市的伤痕保留下来了。

  走过菩提树下大街,接着便上了弗雷德里希大街。1961年封锁东西柏林的“玫瑰”行动曾经使这里布满坦克和坦克陷阱,成为名符其实的冷战前线。如今,有轨电车从这里悠然驶过,完全没有泰勒的《柏林墙》所描写的那种紧张得凝固的气氛。转向一个街口,我们便到了会议指定旅馆。亨策教授在大堂热情地迎接我,操一口流利的汉语嘘寒问暖,告诉我他的中文名字叫“韩友耿”,传达出对朋友忠心耿耿的意思,我不由得暗自赞叹这非同一般的跨文化功夫。在德国,他是比较教育学的代表性人物,并在该领域积极推动跨文化能力培训,着力于探讨信任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可以说是德国学者中比较典型的拆解文化之墙的先锋。

  第二天早上八点四十五分,亨策以德国式的准点把我们引向会场。从旅馆旁的街道跨过施普雷河上的一座小桥,步行五分钟便进入了我所向往的“现代大学之母”柏林洪堡大学。遥想1810年,以洪堡为代表的“学者柏林”改革集团拆除了学术发展的障碍,推行学术自由、教育与科研相结合、科学研究领先、取消国家行政干预和宗教信仰宣誓等原则,从而使这里成了德国最著名的思想家的诞生地。从主楼拾级而上,一眼就看见了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只是以不同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这可能是最明显的东德痕迹了,除此之外,挂在墙上的2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著名思想家的照片、画像或雕塑,构成了这所柏林最古老大学特有的历史星空。这些智者思想纷呈,性格各异,但都崇尚学术自由。谈起黑格尔,这里的学者已不记得他与洪堡兄弟的争论,只是津津乐道于他在1829年当选校长后的演说中与洪堡一致的理念:大学是宇宙的一面镜子,是一个社会,是一种融自由与纪律为一体的国家;我们的纪律是我们自己制定的,是我们为之献身的那种事业的纪律;大学里的教学自由,人生全部意义的发扬光大,乃是其它一切自由的楷模和源泉;大学的自由决不是盲目听命于权威,也不是在言行上采取毫无根据的相对主义;大学立足于真理的坚实基础之上,同时又以真理为其最终目的。喜欢自由讨论的德国人为会议设置了一个有趣的论题:对文化的理解如何切近于跨文化交流?我有幸被亨策邀上台,与两位德国学者和两位中国学者先后简要阐明了自己的文化观。由于学科背景不同,我们的演讲呈现出一个概念多种表述的景象,老实说,我对这样的讨论并不抱太大的希望。意想不到,的是,我们作为引言人,居然引来了潮水般的言论,或引申,或质疑,或辩解,会场渐入自由.讨论的佳境。尽管亨策一再延长时间,人们依然意犹未尽。有位中国学者担心这样的讨论没完没了,就请台上的人类学家托马斯提出一个相对统一的文化概念。想不到刚才还那么坚持自己观点的老先生断然拒绝这一建议,认为文化是多样的,多样性的观念有助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汄识文化,统一的文化概念反而会消解多样性认识的可能。我不禁对身边的中国学者说:“瞧,这就是洪堡大学的自由精神!”

  沉浸在学术讨论中的德国人似乎忘记了时间,亨策一直到一点半钟才把饥肠辘辘的我们带到酒馆。这个酒馆的名字很特别,译成中文便是“永久代表处”。坐在我对面的科隆大学教授施韵涵向我们解释道,这是一家著名的莱茵式饮食风格的酒馆,这个名字是东西德分裂的产物,冷战时西德在东德设立类似大使馆性质的政治机构,但西德基本法又不把东德视为外国,于是,便取名为“永久代表处”,柏林墙倒塌后,这也就成了一个具有历史意味的名词;过去,德国官员和各国政治家比较偏爱莱茵式的酒馆文化与气息、都喜欢在这家酒馆举行政治聚餐,后来,这些政治人物从波恩迁至柏林,老板也跟着把酒馆搬过来,顺势别出心裁地以“永久代表处”命名了自己的酒馆。环顾四周,墙上每一个角落都挂满了政治家们聚餐的照片,科尔、默克尔们通过吃表现着自己的公众形象,而酒馆老板又通过政治景观制造了特定的消费气氛。可反讽的是,老百姓在此消费的只是与政治家同饮的幻觉,无论他们有多好的胃口,也消化不了政治这东西。望着那些豪饮的政治人物,你不禁会想,他们的好胃口是否也意味着他们能消化政治上的难题?或者再难的政治问题都是可以在这里消化?我忍不住问施韵涵:“柏林墙的问题被这些政治家消化了吗?”她感叹道:“这可不是一下能消化的问题!东西德的冲突并未消失,那些出生于前东德的人会怀念过去的安定生活,抱怨失去太多,而前西德同胞会轻蔑地称他们是‘爱抱怨的东德佬’(jammerossis),东德人则以‘无所不知的西德佬’(Besserwessis)作为回应。分裂之痛还是一个有待消化的政治难题。”如此说来,政治人物在此聚餐的真相在于,他们想把政治表现得像是可以消化似的。可是,我的真实感觉是,柏林墙就像幽灵般存在着,以其“生”前的样貌现身于世间,因为那些热衷于政治的人物从来没有停止筑墙的活动。

  从酒馆出来,街道的清新空气、校园的宁静氛围中止了我对柏林墙幽灵的想象,让我不由得做了一个深呼吸。身为中国人,我相信心清之人是看不见幽灵的。校园的电线杆上贴着醒目的政治广告:重新发现马克思,战胜资本主义。这似乎让我触摸到了这所大学里飘荡的意识形态之灵。

  我的心被柏林墙这个幽灵勾引着,再也不能安放于学术的殿堂。在宣读论文后,我便逃离会场,跟随刘力和他的妻子沙非一起去看柏林墙。

  我们直接来到位于柏林火车站至奥伯鲍姆桥之间的“东边画廊”,这里曾经是令人无法形容的恐怖的无人区,东边墙前的建筑被铲平,代之以由铁丝网、瞭望塔、巡逻道、碉堡、自动射击装置、警犬等组成的地狱般景象。可叹的是,这堵所谓的“反法西斯防卫墙”从来没能用得上防范来自西边的敌人,而是阻隔分离了至爱亲朋,把柏林一分为二,200多位有名有姓的东德人为了“越狱”而死在了冰冷的枪口下。如今,一条宽阔的马路从这里经过,看上去好像接通了柏林的血脉。但是,德国人并不想让车水马龙掩盖历史的伤痛,而是留下这一长段柏林墙,供人凭吊“柏林肚皮上的伤疤”。1990年,来自21个国家的118位画家在这里任意泼洒关于“墙”的想象,1316米长的“伤疤”上挤满风格各异的“涂鸦”,但居然汇成了看上去令人震惊的景观:翻墙或拆墙。走近这面墙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一种磁场般的吸力,眼睛被这些人造的景观吸住,心也随之而震颤:200多个死难者连成了柏林墙1961-1989的履历,每一朵玫瑰代表一个生命,一句“逃亡是打破统治权的有力方法”把翻墙的意义彰显无遗;一只手托起翻越者的脚,这一“特写”再现着当年柏林人互相帮助逃亡的情景,你可以想象,对于这个面对死亡的翻越者来说,这也许是他所能感受的最后的力量与温暖;一张张呈呐喊状的面孔汇成洪流,冲破铁墙,仿佛是沉默后的爆发;千万只印在墙上的手掌构成了前赴后继的逃亡之路,那种生命的力度令人叹为观止;东德老牌汽车特拉比(Trabant)撞墙而出,和平鸽为铁窗中人衔来炸弹,黑色幽默里饱含着翻墙者不得自由的愤懑;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沐浴在伊甸园的爱河里,思想像鸟儿一样飞翔,表现着翻墙者的浪漫想象。“有许多墙要拆”这幅画直白地说明,柏林墙虽然倒塌了,但人心之间的墙、文化之间的墙还要我们去拆。我下意识地把手放在充满立体感的砖上,做了一个拆墙动作。然而,就在我做出这个动作的时候,突然有一种感觉浮现出来:我面对的已非现实的柏林墙,而是超真实的柏林墙,确切地说,柏林墙的符号取代了柏林墙本身!在这个曾经纠缠着意识形态对抗、铁与血的空间,保留柏林的外伤,无疑有助于建构人们的历史记忆,可是,这里的‘“涂鸦”已把柏林墙变成一种可消费的符号、可获得快感的符号,而使人游离于任何现实的情感触动之外,以致翻墙或拆墙的残酷历史性,已被某种刺激性、想象性所取代,成了一种在幻境中被雕琢过的真实。施普雷河从这里真实地流过,可柏林墙却成了人为生产出来的“真实”。这时,我突然明白了鲍德里亚对于“超现实”的表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已被一个复制的世界所取代,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一些模拟的刺激而已,除此之外别无他物。而令人忧郁的是,柏林墙上的刺激物还表达着一种意义的偏向:翻墙就意味着走向西方自由世界,或统一于西方自由世界。在这里,历史终结于自由主义的傲慢与偏见,我隐约感到,东西方之间的“墙”依然存在。柏林无疑是一个充满历史记忆的地方,177座博物馆和随处可见的历史印记诉说着柏林人的沧桑。但是,在这个符号化、媒介化的世界里,历史要么不为想象所包围而遭受遗弃,要么被想象所包围而面临被蒸发的厄运。在波茨坦广场,几片孤零零的柏林墙立于时尚的建筑群和制造消费欲望的巨型广告牌之中,大都市的繁华景观使它显得极不真实;如果强行把它纳入这一景观,那它便只能是一个可操作的建筑符号。在象征德国统一的勃兰登堡门,门前一道弯曲的柏林墙遗迹格外刺眼,纪念死难者的十字牌也格外沉重,但这不妨碍喜气洋洋的游寒与扮作苏联红军的行为艺术家合影留念,柏林墙似乎成了非“现实的”世界的一部分。从勃兰登堡门出来往右走,便到了希特勒制造“纵火案”的国会大厦,现在的联邦议院。大厦的楼顶是一个全玻璃圆顶,现代设计的穹顶介入到原有的巴洛克风格建筑,据说是为了表达战争与和平的隐喻。然而,当我们体会到需要打破城市结构才能治疗城市的创伤时,当我们要通过新旧建筑对比来获取意义时,当和平的理念屈从于某种符号的表征时,历史也就消失了。柏林现在最让人敬佩的要算犹太人纪念广场了,那高低起伏的、蔚为壮观的水泥棺木群代表德国人对死难的犹太人的致敬。可是,这种模拟性的死亡之境已超越了历史的再现,它把翻越历史之墙变得只剩下象征意义,更多地给人一种对于死亡的超现实经验,而超现实的经验又是随意使用的、不连续的,毫无真正的超越历史的力量。

  柏林的伤痕无处不在,以致你在每一个街口都可能迎面撞上弹洞或残垣,柏林又迅速生长着新的立体设计、新的美学符号,新的技术景观,两者混杂在一起使柏林变成了超现实的场域。学工科出身的刘力和沙非显然更偏爱后者,只是为了陪好我这个叔叔,他们临时恶补了一些历史知识,以便照顾我的兴趣。但对小两口来说,柏林的历史实在难以亲近,他们常常会不自觉地游离于柏林的伤痕,把我导向柏林的新潮建筑与时尚的休闲场所。我不免有些困惑,他们在柏林旅居十多年,始终不愿离弃这座城市,难道是为这满世界都有的东西所吸引吗?沙非很认真地告诉我,他们喜欢柏林‘的自由:一种自己的生活空间从来不被别人打扰的自由,也就是说,别人不会来打探你的生活,你也不会去打探别人的生活。我的脑海突然涌现一个想象:在这个超现实的城市,人与人的交流好像一场梦,任何人都在“非现实”地活着。

  不过,他们此刻与我在现实的亲情中交流着,暂时走出了超现实的梦境。为了满足我对柏林墙的好奇心,他们硬是挤出时间带我到35公里外的波茨坦,去寻觅柏林墙的根源。在波茨坦会议所在地西西琳宫,一座二层楼四边带耳房的褐色石房子里,我长久伫立于美苏英三国巨头分割利益的会场,想象着权力这把刀以自由与和平的名义切开了柏林的身体,柏林墙从这里开始了它的孕育期,想象着柏林墙的倒塌又无情地嘲弄了权力。西西琳宫后院的一尊自恋男子的雕像给这一切一个极好的注解:自恋使权力疯狂而可笑。

  生活中,自恋使我们外在于人的交往过程,立起隔离人心的墙,而在人心隔离的时刻,权力便会疯狂起舞。回到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我站在马克斯、恩格斯雕像的旁边,和他们一起望着高高矗立的电视塔,脑中掠过一个问题:在这个媒介化的世界里,我们该如何打破人心里面的墙,与自由交流共舞呢?

(单波教授的这篇散文原发表于文学双月刊《伊犁河》2010年第6期)下载:扫描版PDF档 - 超现实的柏林墙(单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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